Year: 2009

今天的英文先驱报上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说中学生作弊的。在新西兰，中学最后三年（相当于国内的高一到高三）期末考试都是全国统考，虽然压力很小，但考虑到一些人不会读完高中才出去工作，因此这些考试都是有证书的，所以对于考试的监控也比较严格。

不过，在新西兰的松懈，宽松的环境下下，“严格”的含义常常不如你想象的那么严。如果你真的想作弊，根据中国人的智商，监考官是绝对发现不了的。方法我就不说了，怕教坏下一代。我唯一可以说的一个方法是，几乎所有允许计算器的考试都允许用图形计算器，而这些计算器是有记忆和编程功能的。虽然现在据说很严格，监考官会清空每一个计算器的记忆，但我上学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常常漏网，没被发现。

但是我认为在数学考试里作弊实在有些没必要，基本上所有需要运用的公式都会在试卷上给你，而且我认为允许图形计算器进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作弊。如果你只是想及格，只学习一下怎么按计算器就完全够用了，输入一个方程，不仅仅是结果，还有坐标图，各种参数，计算器全部都会给你，你就只需要照着填上去就行了，连过程都不用，只需要注明结果是由计算器算出来的。 我在中国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差，但在这里却很好 —— 不过我心里清楚，那不是真的好，所以之后还是尽量避免数学。

根据报道说，监考官经过训练，能够发现更多隐秘的作弊方式，直接导致了作弊事件下降。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但我觉得他们似乎没有想过，作弊事件的下降是不是恰好说明了监考官越来越不行了，根据报道的数据，我算了一下，作弊率才万分之六左右，而且330个报告中，只有不到不到1/5的人被确认作弊而被取消成绩，这个数字就更低了。

根据我的实际经验，这个数字绝对不是实际数字。虽然有很多成绩差得连翻开书也照样不能及格的人，但大部分人还是知道怎么作弊的。不过这里的作弊方式其实非常原始，比起国内的无线电，那根本就没法比。

不过说起原因，我觉得老师和学生同样应该负责。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是，学期中的一些考试是要算入总成绩的，而很多老师出题的方式就是，从教育部的某一个网站上下载例题，然后把其中用到的数字啊什么的稍微改一下就行了。对于这个，我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 因为这个网站上不仅有例题，还有标准的解题方法。现在好像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这些例题了，不过当年的愚蠢程度可是超出大部分人想象的，这不是鼓励大家去找捷径嘛？

我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anti-intellectualism（反智主义？），别说作弊了，就算不作弊，那些试题也是非常简单的，我至今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连高一数学都过不了（包括加减法和一元一次方程）。这些人在生活中并不笨，实际上有些方面比我要聪明得多，可在学校中却笨到连作弊都不会，责任缺失不在他们 —— 这个社会和这届政府都在谈论提高竞争力，但竞争力的基础，良好的基础教育，却至今仍不存在，甚至还削减了教育方面开支。他们想要的生产力提高，无非就是依靠剥削底层劳工罢了。

网络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让我坚持公开，透明这两个原则，常常和我聊天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句口头禅就叫做“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公开其实是一个不太合适的词，我心里想到的是英文“open”，其中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包容，例如“open for suggestions/critisms”。这个年代，要想彻底隐瞒一件事是件颇有难度的事情，因为你常常会发现，你对你自己的了解，甚至还没有Google对你的了解多。因此与其去做无用功，还不如大方的欢迎别人来评价。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做了亏心事，每个人都会很自然的想着要隐瞒这些事情，实话说，我也会这样，这很正常。但问题是，比起时候费尽心思隐瞒而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不做那些亏心事呢？试图用权力和暴力来消除那些人不光彩的一面，改写历史，都已经被无数次的证明无效了，可总有人一次又一次的白费这个力气。

是的，我说的就是被非法拘禁的那几位网民，和他们所“诽谤”的那个案子。因为人还在他们手上，我有点担心网上过度的反应会对他们不利，所以我不敢说多了，可这一次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六个人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相对于14亿人口来说，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这六位网民是他们的儿女，父母，或者兄弟姐妹。这六个人当中也有我在Twitter上的朋友。但不管他们和你的距离有多远，有多么的不相关，可别忘了，他人今天的不幸，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如果今天不为他人呐喊，明天就没有人会来帮你。

我们厌倦了听那些过时的理由，“这是体制，无法改变”，什么是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当你对那些靠“体制”，“权力”施行罪恶的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你就相当于对这个所谓“体制”投下了赞同票。事实已经证明，仅仅是网络本身，就已经可以对现实产生直接的，正面的影响，例子不胜枚举。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简单，很有效，就是不要放弃关注这个案子，我承认在网民被捕之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案子，但感谢福建警方的提醒，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忘掉了。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妨Google 搜索一下某些关键词，看几篇文章，保持自己的关注。

如果你愿意做更多，不妨给那些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而身陷囹囫写一封信，寄张明信片，让他们知道，他们永远都不孤单。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新西兰坐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从明天到200年之间的时间段中，肯定会至少有一次毁灭性的地震发生。这样说来，我倒是很希望昨天（15日）晚上的7.8级地震就是预计中的那个大地震。作为本国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地震，由于震中处于无人居住的Fiordland National Park，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十分轻微，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财产受损也就是从超市货架上摔下的商品和打碎的玻璃而已 —— 如果震中再往右偏移一点，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这个幸运的国家逃过了一次大灾难，但这的确是一个警钟。发生地震的地区属于地质运动活跃地区，大地震并不罕见，Fiordland在过去十年有至少2次震级6.5+的地震，只不过这次似乎是一次主要的能量释放。

但其他危险地区却没有这样的能量释放。新西兰的板块交界处从北岛中部的丰盛湾开始，经过首都惠灵顿市中心，沿着南岛的南阿尔卑斯山脉直到南岛底部 Fiordland，直到奥克兰群岛。这条线上有一个主要城市惠灵顿，还有几个几万人的小城市。

新西兰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除了地震外，还有海啸，火山爆发等潜在的危险。因此政府一直在推广Get ready, get thru这个概念，希望每家人要对可能的灾难制定应对计划，例如家人再哪里见面之类的。民防部门也建议，每家人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家中的食物和药品等储备能够至少坚持三天。我希望来自本地的读者，特别是来自有已知危险地区的读者，能够认真看待此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做好准备很重要。

警告：内容恐怖，心理承受力不佳者就不要继续看下去了。

《盛世中国》

李发模 （《人民日报》 2009年7月13日 20 版）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党，是共产党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姓，是老百姓

中国有一座最大的城，是众志成城

中国有一颗最大的心，是万众齐心

万众齐心是最高的城

众志成城是最大的真

泰山昆仑立地顶天是咱共产党

长江黄河奔流不息是咱老百姓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爱，是仁爱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人，是天人

中国拧一股最大的劲，是团结奋进

中国忙一个最大愿景

是和谐太平

和谐太平是最大的爱

天人合一是最大的仁

大美大德龙飞凤舞是咱华夏美

大仁大道与时俱进是咱神州魂

就像那鱼儿恋江海

是共产党与咱老百姓

就像那蜂蝶唱阳春

是咱盛世这大中国

十三亿笑脸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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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不缺乏文人，但比文人更不缺乏的，是御用文人。说实话，看完这种“诗”之后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因为这东西太让人掉下巴了，你只能从心底彻底折服于这种诗的作者，然后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仿写。

我倒是有个建议，文学不是有各种流派么，我觉得王兆山，喝彩党亦菲等文人已经足够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足够自成一派了。而简单的把这些文人归于五毛党名下，实在是太委屈他们了，诚实的说，他们比五毛党还是要有文化点。

其实这样的派别已经成立了，我就依他们共同参加的组织，作协，叫他们作协派好了。大家定期开会，交流工作经验，还有纳税人给他们发的工资，这中国历史上文人生存的环境，可能就属现在最好了。

昨天的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上刊登了一篇对在狱中的薛乃印的专访。如果你还关心此事的话，这篇专访是一个了解不同说法的好机会。专访的前半部分在这里，后半部分在这里（网站做得很差），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当然，我不能全文转载在这里，要尊重版权，不过在访谈中有这么一段我觉得值得分享一下：

记者：你对刘安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薛：我对她是又爱又恨，我爱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记者：你为什么恨她，因为她在感情上背叛你？
薛：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她对员警撒谎。当时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所有的悲剧都是从那一件小事引起的。
记者：那是一件什么事？
薛：我们有次吵架，我失手把手机扔了她，她鼻子出血，就跑到邻居家去报警。这么一点小事，中国人天天都发生的，结果员警就把我关了两个星期。她还跟员警说我老打她，其实就那一回，我也不是故意的。新西兰就是对女人保护的太过分。本来我们两口子吵架，没什么大事。
记者：你认为这是悲剧的根源？
薛：是，后来的一切都是那一件事引起的。
记者：你认为她爱你吗？
薛：我们有一段时间过得很好。但是在后来发生了那些事以后，我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是，薛乃印对待刘安安的确是有问题的，让我对薛的同情又减少了一分。

虽然他说真正伤害她的情况其实就那一次，但他对家庭暴力的看法：“这么一点小事，中国人天天都发生的”，让我感到十分心寒。家庭暴力在新西兰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也有些研究，按常理来说，那些没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次暴力都不会使用，而那些真正会使用暴力的，就绝对不止一次。有些女性期望对方的暴力行为只是偶尔为之，但几乎每一位这样想的女性最后都体验到了更深刻的教训。

对薛乃印的量刑将会在9月进行。他在专访中已经表示铁定会上诉。

我一直没有说这个事，因为民族问题的复杂程度绝对不是我可以说清楚的。特别是民族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常常是非理性的，虽然听上去很暴力，可实际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用理性的语言来对付非理性，还不如直接用拳头说话来的有用（实际上这更靠近民族主义者的思维）。但无论怎么说，逝去的人们是无辜的，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

新疆和西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其人口，在西藏，藏族依然是主体民族，但在新疆，由于几十年来的移民和经济开发政策，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了新疆。当你身处在乌鲁木齐时，你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和中国其他省会城市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任何“海外”的“反动组织”都无法像达赖一样叫汉人撤退，因为人们没有地方退 —— 有些汉人家庭在新疆已经是第三代或者更久了，新疆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要往哪里撤？这种现象在西方的殖民国家，例如新西兰，其实也存在，毛利人无论再怎么说“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家园”，但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和平共处。

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惠及其他民族，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所得到的利益并不相等 —— 虽然政府政策的本意可能的确不是如此。但沿海地区的发达，甚至新疆内部之间维汉两族之间的经济差异，自然而然的会让其他民族累积更多的怨恨。但这样的发展不均现象是你（当然我假设你是汉族），或者我造成的吗？很显然不是，我们也没有说话权。有句话说，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容易，但恨一个身边的人却是最容易的。 当我们拿周围的人发泄不满时，背后的问题被忽略了 —— 我们其实都被关在同一个牢笼里，真正造成民族间矛盾的那个祸首却依然在逍遥中。

一个明显的例子举是禁止封斋，特别是禁止官方部门和政府相关的维族人士封斋。这条消息的来源是“反动网站”，国内的读者打不开，但我相信这报道是基本属实的，因为这样的蠢事共党干了绝对不止一次，另一个比较有名的蠢事是在西藏阻止藏民焚烧自己的皮草。

这给其他民族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 如果他们想在政治方面获得自己的影响力，就不得不被强迫在民族信仰和习惯上做出一定程度上的牺牲。

其实我相信共产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本意并不坏，但由于这个党的本质，我党和宗教，信仰，民族这些问题天生就是不兼容的。一个坚信无神论的党，他只能理解到物 质层面的东西，对于种族和信仰问题，他只懂，也只能用物质层面的观点来解读，这件事究竟是“利我”还是“不利我” —— 鸡同鸭讲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民族信仰和习惯是用多少钱，考试加多少分都换不回来的。

但民族政策的关键在于公平和公正，而不是用政策偏袒一方，否则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其他民族认为是被施舍，而且造成了对主体民族的依赖，敢怒不敢言；而汉族也迁怒于少数民族，认为他们获得不应得的特权，造成了不公平。

我说这话可能很多人不爱听，但我觉得汉族对其他民族这种居高临下的做法，是发自内心，有民族性存在的。在新疆对于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歧视，例如同工不同酬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在一些城市被提醒要当心维族小孩偷东西时，却很少有人去认真追究这些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城市偷东西。

在国内，我会认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单一民族的环境下，认识不到其他民族的存在，或者是他们只出现于书本之上，因此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无知。这也就是为什么爱国愤青最爱用“你是不是中国人，不是就不要用汉字！”这种话的原因。可就在海外，当自己都成了少数民族，但很多人心态依然还是“犯我强汉者必诛”。网上那个笑话：“1、我反对种族歧视；2、我讨厌黑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

其实这种事情说来很简单，在国外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份子，我要的很简单：平等对待，平等机会。而我绝不会要施舍和怜悯。

这两天我看了一些关于北大新闻系学生自杀的消息和评论，我正好知道一位来自那个新闻系的blogger，所以关注了一下。至于新闻本身，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我不是很熟悉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过媒体和自杀倒是我一直想闲聊的一个问题。

新西兰的自杀率【PDF】非常之高（万分之一点三左右），和中国处于差不多同一个水平，但新西兰对于媒体报道自杀问题限制又是最严格的，在一般的新闻中，你几乎看不到对于自杀的报道，除非自杀的人是明星，或者自杀的行为和重大犯罪有关。不过实际操作中，前者很多，但后者非常罕见。

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决定媒体是否有权报道自杀的官员是谁，我也是学习之后才知道的 —— 是验尸官。根据验尸官法（the Coroners Act 2006），是否把一起死亡事件的细节“释放”（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授权”）给媒体报道，最终决定权在验尸官的手上。媒体在没有验尸官的许可下，只能报道死者姓名，职业和地址，而其他资料必须依据验尸官提供的证据，否则连“自杀”这一基本事实都不能公之于众。

这种严格限制有很多原因。第一是个人隐私，这个是个相当严肃的问题 —— 无论你怎么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无论自杀者的想法是什么，但他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虽然可惜，但自杀终归还是个人的选择，而就算是逝者，也应享有隐私权。因此，要把这种个人选择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成为可以报道的新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个原因逻辑我不太明白，维护这条限制的人说，限制报道自杀案件可以降低自杀率。我想这一点已经不攻自破了，新西兰的自杀率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三，而且就我的观察来看，这种限制导致了一半民众对自杀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基本认识。因为新闻里没有，万分之一的比例虽然在自杀问题上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的机率还是很低的，这直接导致了这个社会几乎很少有人谈论自杀，大家都瞒着不说，导致真正想轻生的人无法公开寻求帮助。

不过无论是什么限制，有一条是一直受保护的 —— public interest，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在半个世纪前，单独的自杀也许是死者个人的选择，但现在，当自杀已经变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之后，这就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了，至少我认为公开自杀问题有利于公众利益。

在中国，这个情况更加复杂了。不仅有“正常”的自杀，还有“躲猫猫”式的“自杀”，自杀案件的报道又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让官员隐瞒细节，那么意味着我们也许放过了一个本应该坐在监狱里，却坐在主席台上的人 —— 但中间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中间牵涉到了犯罪问题，那当然，全面的公开报道有助于推进社会正义，但万一不是呢？万一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呢？或者只是某个机构或者组织很爱面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做错什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界限，什么是公众该知道的，什么是个人隐私，而又让来谁决定这些问题？交给验尸官来决定肯定不是一个好主意，验尸官的专业知识可以决定死者的死因是否是“自己造成的”，但绝对没有判断死者是否会引起公众兴趣这种专业知识。

让我们来看另一种情况 —— 验尸官是验尸的，包括自杀者。但自杀者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还有一种人叫“自杀未遂者”。因为其不用经过验尸官的……（手下？），因此媒体对自杀未遂事件的报道没有限制。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自杀未遂者很难称得上是公众利益而必须要作为新闻播出，但今年初Tony Veitch，TV ONE体育主持人的自杀未遂报道给了我们一个窗口。Veitch曾被多次报道试图自杀，包括吃安眠药和憋在车里灌汽车废气。一些人认为，这种大面积，头条报道产生了两个问题：

1. Veitch当时因为攻击前女朋友而被起诉，其自杀行为的公开造成了一些人的同情。
2. Veitch 作为一名知名人物，他的行为可能会起到“带头作用”。

我不同意第二条，但第一条是确实存在的。媒体在报道自杀问题上是否可以信任，我持相当的怀疑态度。Veitch作为一名知名人物，在案件高潮期，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头条新闻，而大面积报道他的自杀，媒体的动机也许就是抢新闻而已。

我认为报道自杀不会引起模仿者，但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则会，所以把决定报道的权利全交给媒体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很难证实，因为通常没几个自杀者会在遗书里写下“我是看了某某媒体报道”才自杀的。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不仅是证明报道会导致模仿者，而是要找出什么样的报道会导致模仿者的出现。

但无论如何，对现在这种报道限制的开禁是有利于公众利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公众有知情权。虽然不负责任的报道很可能会导致模仿者，但反过来，负责任的报道则应能起到相反的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