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09

一、卫生部专家称贪官命短：人越腐败，死得越快：

卫生部专家称，心理压力是百病之源，76％的疾病是情绪性疾病。他指出，凡是贪官心理压力都很大，贪官之所以易患病或短命，是其心中的贪欲及由之而来的压力所导致的。洪昭光指出，病由心生，心理压力是百病之源，76％的疾病是情绪性疾病。他列举了贪官命短的例子:“腐败的官员都活不长！” （羊城晚报 via 163.com）

二、

我现在开始理解了，中国人并不是天生的阿Q，这背后是有原因的。

我不喜欢谈论这种敏感话题，特别是这种激怒了别人要拼命的话题。我原本想说的是进化论，不过说着说着就跑到宗教上了：（

前段时间的2月12日是达尔文诞生两百周年纪念日，全球的科学界都有庆祝活动，各大媒体也有相关的文章。我个人比较同意纽约时报的这一篇：Darwinism Must Die So That Evolution May Live：

Charles Darwin didn’t invent a belief system. He had an idea, not an ideology. The idea spawned a discipline, not disciples. He spent 20-plus years amassing and assessing the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similar, yet differing, creatures separated in time (fossils) or in space (islands). That’s science.

科学的本质无非就是不断的怀疑和进步。科学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宗教一样，都有其局限性，但科学有着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新发现会打破以前看上去符合实验结果的理论，产生新的理论。达尔文作为一名两百年前的人物，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做出的无可争议的贡献。但现在可是两百年后了？

进化论不等于Darwinism，就如原文所说，达尔文提出的是一个观点，不是一种“达尔文主义”，更不是一种信仰系统。很多和进化息息相关的学科，遗传学，DNA等等都是在达尔文之后才出现的，神化达尔文无疑抹杀掉了后来人的功绩。科学允许怀疑，允许不同的意见——那是前进的源动力，而神化一个人物，只能让科学更接近于“科学教”——如果你想知道科学教是什么，方舟子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神化达尔文的部分动机——抛开他当时受到的不公待遇不说，整个科学领域在工业化之前所受到的待遇也可以解释为神化的原因——被压迫久了，现在我是老大了，当然要反抗一下。就像两个人争论一样，本来观点相近，但一旦给他们分个左右，他们将会变得非常极端，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side”，而和自己不属一类的人都是异类。

科学和宗教的争议也无非如此，但实际上他们的差异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求真。唯一的区别是，科学，科学方法讨论的是我们可以观察，体验到的世界，而神学更专注于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冲突真的那么大吗？不见得。两者讨论的就是不同的话题。

而进化论的问题不是在于它的不完整性，进化论至今还有不能解释的东西，但科学就是如此，有一些理论听上去很荒唐甚至不可思议，但这理论的确是符合观察结果的。进化论的问题在于，它的产生严重威胁了另一方的基础——圣经开篇第一章就是上帝造人，这对一些只信一教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可忍受的。

但就如上文所述，科学和神学所探索的领域几乎完全不重叠。我的观点是，科学是科学，宗教是宗教，两者完全分开，没有人在教堂里教授进化论，同样的，我也不希望任何老师被强迫，要求他们在课堂上教授创造论。

但比较好笑的是，虽然一些人对对方不屑一顾，但对方有时候又不可或缺。刚刚看完了Religulous，里面有个试图感化同性恋的人为了证明同性恋不是天生，说“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控制同性恋的DNA”。先不论是否有同性恋DNA的存在，但他这句话本身就承认了不少进化论事实，例如遗传的影响力，也就是进化的具体工作方式。

先放在这里，以后有空在说。坏习惯又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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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我的信仰感兴趣，我并不介意公开。我不是无神论者，但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神存在——我是一名快乐的不可知论者。有句话不是说么，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活得也就越开心。我也有一本圣经，也坚持看过，不过看到“张三生了李四，李四生了王五”那一长段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兴趣把旧约看完了。从现实角度来看，宗教输在了这一点上面，“某某某生了某某某，活了多少岁”在历史上也许很重要，但在上个世纪中，宗教很明显的和现实开始脱节，现在在追赶，但还需要一段时间。再此之前，我想没有人成功“转化”我。

Bill of Rights，或者叫权利法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宏伟的法案在很多国家都有，新西兰也有一份，是当时工党那个老学究总理，Geoffrey Palmer在1990年推出的。这个法案如今被普遍认为是新西兰不成文宪法中的一个部分

但这个权利法案有相当大的不同。因为英式西敏寺系统，没有成文的宪法，议会权力又至高无上（Parliament Sovereignty），因此理论上来说议会所通过的法案是管不了议会的，而这部权利法案理论上和其他任何一部法律没有区别，处于同级水平。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荒唐的现象，权利法案中要求总检察长审查议会通过的每一部法案，确定其是否有违反权利法案的行为（也就是“违宪”行为），但却没有权力阻止法案的通过，因为议会最大。这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大家都知道有部叫权利法案的东西，但大家都不鸟它。根据总检察长的报告，新西兰议会每年至少通过一部和权利法案有潜在冲突的法律。

所以这种议会最大的君主立宪制迟早的要改革的。权利法案唯一能发挥作用的情况是当其他法案的解读产生疑议时，最靠近权利法案精神的解释将会被采纳。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最近政府试图跳过议会委员会的一个法案，Criminal Investigations (Bodily Samples) Amendment Bill要求警方采取一些因“相关犯罪”而被逮捕的嫌疑人的DNA。现在看来，那些“相关犯罪”会包括强奸，杀人，盗窃（是的）等犯罪，但到以后会逐步扩大到所有可以导致嫌疑人进监狱的罪行，包括虐待动物和家庭暴力（你没看错）。

这一点是明确和权利法案中”no unreasonable search and seizure”向抵触的，这种DNA的收集是建立在“未来你可能还会犯罪”的怀疑之上的，根本不需要有任何事实依据。你也许会说，如果你遵纪守法，不犯罪，那担心什么——先去参考那个牧师墓碑上的那几句话。权利也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走向邪恶。是的，收集DNA会让警方办案更容易，但我相信Benjamin Franklin那句话：“Any society that would give up a little liberty to gain a little security will deserve neither and lose both.”（任何试图牺牲一点自由来换取安全的社会，最终都会两头空）。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1日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批评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温州网 via 163.com）（来源已经被和谐了）

其实这没什么特别的，天朝所持的这种心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说好听点是闷声发大财，说不好听点，这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这次有点特别的是，这种话是储君说的。

作为一个所谓“大国”，要做的不仅仅是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像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一样，每一个国家也无法脱离国际社会。和现实社会一样，这个社会同样有好人，也有坏蛋。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之间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和底线，谁打破了它，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如果人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这个社会最终会变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一个环境——因为没有人出面维护道德底线。

不输出革命和贫穷只是这个社会道德要求的最底线（虽然我对天朝是否达到了后面一点是有所怀疑的，革命好像没有，算尼泊尔那个有点勉强）。而如果想做大国，光做到最低水平那是不够的，要受人尊敬，就要做好自身示范和带头作用——这样的带头作用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上的，只想吃饱饭的那是猪，而那些吃饱饭了，也有钱了，却道德沦丧的人——我们中国话中有个说法叫“小人得势”。

如果一贯奉行“对外不折腾”政策，那我们交到的朋友不可避免的都会是小人，因为只有小人才会做那种“你不管我的问题，我也不管你在干什么”的这种交易，真正朋友之间的交往应该是良药苦口利于病。

一个降低自身价值观，对和自身价值观不符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大国。

另外习接班人这句话听上去为什么那么奇怪？特别是第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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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军方称，在本周日的宪法修正案全民表决中，禁止选民将选票吃掉、撕掉、扔掉、或不投进计票箱，违者可能被逮捕。（环球时报 via 163.com）

天朝人民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很幸福的。至少我们饿了还可以吃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