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我一直没有说这个事，因为民族问题的复杂程度绝对不是我可以说清楚的。特别是民族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常常是非理性的，虽然听上去很暴力，可实际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用理性的语言来对付非理性，还不如直接用拳头说话来的有用（实际上这更靠近民族主义者的思维）。但无论怎么说，逝去的人们是无辜的，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

新疆和西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其人口，在西藏，藏族依然是主体民族，但在新疆，由于几十年来的移民和经济开发政策，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了新疆。当你身处在乌鲁木齐时，你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和中国其他省会城市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任何“海外”的“反动组织”都无法像达赖一样叫汉人撤退，因为人们没有地方退 —— 有些汉人家庭在新疆已经是第三代或者更久了，新疆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要往哪里撤？这种现象在西方的殖民国家，例如新西兰，其实也存在，毛利人无论再怎么说“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家园”，但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和平共处。

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惠及其他民族，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所得到的利益并不相等 —— 虽然政府政策的本意可能的确不是如此。但沿海地区的发达，甚至新疆内部之间维汉两族之间的经济差异，自然而然的会让其他民族累积更多的怨恨。但这样的发展不均现象是你（当然我假设你是汉族），或者我造成的吗？很显然不是，我们也没有说话权。有句话说，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容易，但恨一个身边的人却是最容易的。 当我们拿周围的人发泄不满时，背后的问题被忽略了 —— 我们其实都被关在同一个牢笼里，真正造成民族间矛盾的那个祸首却依然在逍遥中。

一个明显的例子举是禁止封斋，特别是禁止官方部门和政府相关的维族人士封斋。这条消息的来源是“反动网站”，国内的读者打不开，但我相信这报道是基本属实的，因为这样的蠢事共党干了绝对不止一次，另一个比较有名的蠢事是在西藏阻止藏民焚烧自己的皮草。

这给其他民族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 如果他们想在政治方面获得自己的影响力，就不得不被强迫在民族信仰和习惯上做出一定程度上的牺牲。

其实我相信共产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本意并不坏，但由于这个党的本质，我党和宗教，信仰，民族这些问题天生就是不兼容的。一个坚信无神论的党，他只能理解到物 质层面的东西，对于种族和信仰问题，他只懂，也只能用物质层面的观点来解读，这件事究竟是“利我”还是“不利我” —— 鸡同鸭讲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民族信仰和习惯是用多少钱，考试加多少分都换不回来的。

但民族政策的关键在于公平和公正，而不是用政策偏袒一方，否则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其他民族认为是被施舍，而且造成了对主体民族的依赖，敢怒不敢言；而汉族也迁怒于少数民族，认为他们获得不应得的特权，造成了不公平。

我说这话可能很多人不爱听，但我觉得汉族对其他民族这种居高临下的做法，是发自内心，有民族性存在的。在新疆对于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歧视，例如同工不同酬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在一些城市被提醒要当心维族小孩偷东西时，却很少有人去认真追究这些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城市偷东西。

在国内，我会认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单一民族的环境下，认识不到其他民族的存在，或者是他们只出现于书本之上，因此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无知。这也就是为什么爱国愤青最爱用“你是不是中国人，不是就不要用汉字！”这种话的原因。可就在海外，当自己都成了少数民族，但很多人心态依然还是“犯我强汉者必诛”。网上那个笑话：“1、我反对种族歧视；2、我讨厌黑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

其实这种事情说来很简单，在国外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份子，我要的很简单：平等对待，平等机会。而我绝不会要施舍和怜悯。

这两天我看了一些关于北大新闻系学生自杀的消息和评论，我正好知道一位来自那个新闻系的blogger，所以关注了一下。至于新闻本身，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我不是很熟悉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过媒体和自杀倒是我一直想闲聊的一个问题。

新西兰的自杀率【PDF】非常之高（万分之一点三左右），和中国处于差不多同一个水平，但新西兰对于媒体报道自杀问题限制又是最严格的，在一般的新闻中，你几乎看不到对于自杀的报道，除非自杀的人是明星，或者自杀的行为和重大犯罪有关。不过实际操作中，前者很多，但后者非常罕见。

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决定媒体是否有权报道自杀的官员是谁，我也是学习之后才知道的 —— 是验尸官。根据验尸官法（the Coroners Act 2006），是否把一起死亡事件的细节“释放”（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授权”）给媒体报道，最终决定权在验尸官的手上。媒体在没有验尸官的许可下，只能报道死者姓名，职业和地址，而其他资料必须依据验尸官提供的证据，否则连“自杀”这一基本事实都不能公之于众。

这种严格限制有很多原因。第一是个人隐私，这个是个相当严肃的问题 —— 无论你怎么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无论自杀者的想法是什么，但他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虽然可惜，但自杀终归还是个人的选择，而就算是逝者，也应享有隐私权。因此，要把这种个人选择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成为可以报道的新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个原因逻辑我不太明白，维护这条限制的人说，限制报道自杀案件可以降低自杀率。我想这一点已经不攻自破了，新西兰的自杀率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三，而且就我的观察来看，这种限制导致了一半民众对自杀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基本认识。因为新闻里没有，万分之一的比例虽然在自杀问题上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的机率还是很低的，这直接导致了这个社会几乎很少有人谈论自杀，大家都瞒着不说，导致真正想轻生的人无法公开寻求帮助。

不过无论是什么限制，有一条是一直受保护的 —— public interest，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在半个世纪前，单独的自杀也许是死者个人的选择，但现在，当自杀已经变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之后，这就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了，至少我认为公开自杀问题有利于公众利益。

在中国，这个情况更加复杂了。不仅有“正常”的自杀，还有“躲猫猫”式的“自杀”，自杀案件的报道又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让官员隐瞒细节，那么意味着我们也许放过了一个本应该坐在监狱里，却坐在主席台上的人 —— 但中间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中间牵涉到了犯罪问题，那当然，全面的公开报道有助于推进社会正义，但万一不是呢？万一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呢？或者只是某个机构或者组织很爱面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做错什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界限，什么是公众该知道的，什么是个人隐私，而又让来谁决定这些问题？交给验尸官来决定肯定不是一个好主意，验尸官的专业知识可以决定死者的死因是否是“自己造成的”，但绝对没有判断死者是否会引起公众兴趣这种专业知识。

让我们来看另一种情况 —— 验尸官是验尸的，包括自杀者。但自杀者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还有一种人叫“自杀未遂者”。因为其不用经过验尸官的……（手下？），因此媒体对自杀未遂事件的报道没有限制。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自杀未遂者很难称得上是公众利益而必须要作为新闻播出，但今年初Tony Veitch，TV ONE体育主持人的自杀未遂报道给了我们一个窗口。Veitch曾被多次报道试图自杀，包括吃安眠药和憋在车里灌汽车废气。一些人认为，这种大面积，头条报道产生了两个问题：

1. Veitch当时因为攻击前女朋友而被起诉，其自杀行为的公开造成了一些人的同情。
2. Veitch 作为一名知名人物，他的行为可能会起到“带头作用”。

我不同意第二条，但第一条是确实存在的。媒体在报道自杀问题上是否可以信任，我持相当的怀疑态度。Veitch作为一名知名人物，在案件高潮期，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头条新闻，而大面积报道他的自杀，媒体的动机也许就是抢新闻而已。

我认为报道自杀不会引起模仿者，但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则会，所以把决定报道的权利全交给媒体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很难证实，因为通常没几个自杀者会在遗书里写下“我是看了某某媒体报道”才自杀的。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不仅是证明报道会导致模仿者，而是要找出什么样的报道会导致模仿者的出现。

但无论如何，对现在这种报道限制的开禁是有利于公众利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公众有知情权。虽然不负责任的报道很可能会导致模仿者，但反过来，负责任的报道则应能起到相反的好作用。

回来了，我发现我最近在一些无谓的事上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再也不浪费了，抓紧时间，多写两篇blog才是好事。

国家党公布了其上台以来的第一份预算，实话说，那段时间我忙，没仔细看，不过大概看了一下，有点失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国家党不可信任。虽然两大党都有问题，但在两个坏人中选一个比较不坏的，很明显，我不会选国家党。

最大的失望就是减税的取消了，作为国家党重要的选举承诺，无论有什么的客观理由，国家党和财政部长Bill English都是说不过去的。经济衰退不是理由，在选举时大家都意识到了未来的经济会更糟糕，而国家党自己也曾经说过，他们的减税计划是根据经济衰退的环境下设计的。所以现在再用这个理由，是不可被接受的。

至于振兴经济政策，方向是没错，例如花5000万修全国的自行车道（虽然我觉得修这东西是件很搞笑的事），或者是绿党的家庭保暖计划。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是1930年代，不是大家连饭都吃不起要活命的时代，而这种输入资金措施的最大问题就是，范围太窄了 —— 创造的就业机会几乎全部位于建筑业，而经济危机后经济再要起飞，只靠建筑业那是绝对不够的。

这就说到了另一个让人失望的预算项目，对成人教育资助的减少。Bill English说减少的是兴趣爱好课程，和就业无关，但问题是这方面根本就不应该减少，就算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教育投资也应该增加。国家党推行的生产力更高，更有效率的经济，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做？是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还是压榨工作者？

我以前就说过，我对John Key没什么看法，但国家党内的老顽固，例如Bill English则是大问题。国家党的选举策略一开始就很明显，让对你John Key的微笑入迷，可在台面下偷偷塞给你Bill English这类人物。我虽然两大党都不投，但这种预算更坚定了我不投国家党的想法。

这两天很忙，所以这一篇看上去迟到了，不过还是说说，毕竟是件大事。去年这一天，我刚刚从学校回家，打开电视，BBC的头条就是中国地震，8级。我还记得我第二件事就是打开USGS网站，看到技术资料之后才知道大事不好，心里大概算一下，如果按照唐山大地震的死亡率，至少10万生命已经在顷刻间蒸发。

这一年之中有悲情，有感动，也有无奈。但在一年之后的现在，当胡在当地纪念时，我几乎要对着电视骂出声来了，那些像庆祝酒店开张的花篮和红地毯我就不说了，可他居然还有本事大谈胜利，大谈“救灾迅速”，果然那些要升到最高位的政客，需要的脸皮可不是一般的厚。

虽然也许是观念不一样，但我很厌恶把任何大灾大难都说成是“胜利”，“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我觉得任何心里稍微尊重那些逝去生命的人们，都不会把整件事情看作是“胜利”，更不会把这种“胜利”用来当作党的宣传工具。就算后面真的“胜利”了，但损失8万人的生命，不管你是按照地球还是火星的观点来看，作为人类，我们早就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不过把坏事办成喜事，这是老毛病了，我不期望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但为了把坏事变成喜事，而把那些“坏事”全部压下去，这就是人品问题了。在这一周年的纪念日中，我心里想得最多的不仅是那些逝去的生命，也有那些仍然在经受心灵上的创伤所煎熬的那些生者。中国人死不能死个不明不白，我们讲究正义和公道，甚至还有以死求义的传统。而那些家长，不仅无法告慰和面对自己逝去的子女，还要默默承受人为的第二次折磨。

纪念不仅仅是缅怀，也是反思。我们是一个不善反思的民族，但这是8万人的代价啊，我们对钱也许没有概念，但对于8万人的生命，我们所能够学习的难道就只是一点点缅怀？连一个“为什么”都不会问？

埋葬和缅怀过去是人的本能，但这个本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根据进化论的解释，人们埋葬，敬畏，直到祭祀死者是为了预防疾病传播，而保护生者。缅怀逝者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为发生，保护侥幸活在这个世上的我们。可难道我们连人的本能都没有了？

为了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追求那些“为什么”的答案。我们不反对谁，我们只是在缅怀逝者，用一种有人性的方式来缅怀。

而没有真相的缅怀，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侮辱。

我还没死，只是最近比较忙，而且受一些事情影响，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就疏忽了这里。很不好意思：）

在新西兰，最近的大新闻就是发生在Napier的围攻了，警方因毒品问题在搜查一住址时被在内的居民，Jan Molenaar开枪杀害一名警官，重伤三人，两名警官，包括一名平民。

具体过程我就不说了，如果你来自本地，也应该清楚，如果你来自其他国家，Wikipedia有相关条目。首先我得说这是一次不幸的事件，不仅有警员牺牲，而且整起事件拖了那么长，不禁让很多人想起另一起类似事件，二十年前的Aramoana Massacre。

就警方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没有好异议的，我不明白那么多人为什么自己没在现场，却做得象个专家一样，指挥起来头头是道。很明显的是，警方从一开始想要的就是活人，因为枪手只是突然精神崩溃，而不是刻意要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拖，很明显是最好的办法。我怎么知道这些？我学过一些心理知识：）如果是刻意杀人，那么枪手肯定会像Aramoana那一次一样，枪杀警察之后开始挨家挨户报复。

我虽然对警方的操作手法没有异议，但之前他们做了什么，我是持怀疑态度的。Jan Molenaar听上去有点像兰博式的人物，曾经是预备役军人，家里大量枪支弹药，一看就知道是普通警察打不赢的人物。据说警方在之前做了过分的事情，不知道是否属实，但理论上来讲，说得通。

这件事真正让人思考的是枪支管理。众所周知的是，新西兰警察平日执勤是不带枪的，听不少研究说，如果警察带枪，那么犯罪份子就更有可能动用枪支，而真正遭殃的则是一般平民。我同意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警方纪实片，警方在高速路上拦超速都可能遭突然枪击，这种事情在新西兰绝对是闻所未闻。

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这一点上面我和绝大部分华人相左，所以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介意：）至少我认为，警察的责任是保护民众而不是“惩罚坏人”，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暴力是必须的，但最终目的是保护平民。如果不带枪能够增加平民的安全性，那为什么就必须要带？这也许会把警员置于危险之中，但说句没人性的话，警方存在的作用就是保护平民，不是吗？另一个英美国家警察给我印象最深的特点就是，如果警员在枪战中处于劣势，而且有平民在危险处境中，他们甚至会用自己的肉体来掩护，把平民压在自己身下。

这种枪击事件，更多的责任我觉得还是在于警方的疏忽。虽然平日执勤是不带枪的，但在参加任务前都会评判任务的危险性再决定是否带枪。和前一个牺牲在任上的警员一样，我觉得责任主要在警方，对任务的危险性没有做出正确判断。警方内部非常“随便”的文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至于枪支管理问题，这是老话题了，我也不多说。枪支管制和犯罪没太大联系，就算你管制，想犯罪的人也照样能够搞到枪。Stuff网站今天有个类似的调查，看得出来，大部分民众还是清醒的：

心虚的人，或者是知道理不在自己一方的人，除了承认问题之外，通常会有两种做法，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耍赖到底。说起我朝的选择，地方衙门官员通常两种都有，而朝廷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例如敦促美方停止干涉中国新闻自由（这个太生猛了）之类的。其实这些都还好，虽然衙门耍赖的时候很有喜剧效果，但最搞笑还是别人明明没有说我朝衙门，而衙门却心虚得把别人反击一顿，例如这个，或者最近的这个。

我的理解是，他们太过于心虚了，因此过于敏感，稍微碰到其敏感处就会有强烈反应。但当然，人无完人，一个人也不可能完全一无是处，D有时候还是站在正确一方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反应的？

这几天我朝和墨西哥之间的口角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心虚太久，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现在确信猪流感（也许我该说甲型H1N1流感？）发源于墨西哥，于是我朝就把有墨西哥护照的外夷，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入朝朝拜就全部隔离。

当然，防止疫病传播和保护本国国民没错，但方法很显然是极度错误的，防治疫病的根据应该是可以观察或者检测到的症状，而不是看对方持有哪国护照，这种根据国籍区别对待的行为当然是没有道理的歧视。现在看上去的情况是，有些人虽然是墨西哥护照，但最近一年都没有在墨西哥呆过，却照样被隔离。

真的很难理解这个D的思维。公开努力防治疫病不仅是进步，也是好事，但却还是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猥琐。先搞出一群喝彩党，然后对墨西哥公民的歧视性措施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至少我没在国内的报道里看到“被隔离的墨西哥公民一无症状，二无已知接触”这一条被报道。

我常常用“天朝”代替这个国家的名字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国家的一些人，特别是朝廷的思维就是如此，如果是我的错 —— 我们天朝是最伟大的；如果不是我的错 —— 我们天朝还是最伟大的。这个一成不变的结论有一个重要的缺陷，也就是人们的目光总是向内，而不是向外，换句不好听的话说，也就是盲目自大，危害性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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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提一下前几天相关的一个问题。有国外媒体说甲型H1NI流感来自中国，中国卫生部的发言人是如此反应的：

在各国致力于疫情预防控制的关键时期，一些境外媒体不顾疫情事实和基本的科学常识，别有用心地蓄意编造这次疫情源头在中国的谣言，企图混淆是非、制造事端，诋毁中国国际形象。毛群安说：“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假设一下，如果你在和别人吵架，别人说你成绩不好，小学考试只考了60分，而你胸前那朵大红花是偷来的，你要怎么反应？是反击说对方“居心不良，别有用心，混淆事端”，然后卷起袖子做出准备干一架的架势；还是把试卷拿出来，把老师所批改的那个大大的一百分亮给对方看？哪种反应谁更有说服力？这是在讨论科学，事实问题，不是在讨论感情问题，或者是阶级斗争，而病毒是否存在是客观事实，是不以D的意志，是否“坚决反对”转移的。

如果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我还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但卫生部发言人不讨论和自己职责相关的卫生问题，而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这就不仅仅是“习惯成自然”可以解释了。

批评“批评者”的动机不会让被批评者脱嫌，这是很简单的常识。而问题是，我们从小就会用这一招抵赖（我也是：）），作为个人来说，长大之后通常会意识到这种抵赖的坏处，因为和其他正常交流时，你会发现你无法继续用这种方法抵赖，所以也就渐渐放弃了。但对一个集权来说，这样抵赖是可以赖掉的，而且会造成这个理由很管用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