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有句话说，如果只看新闻联播，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中，公仆日以继夜的为人民的福祉操劳着，而社会一派和谐，道不拾遗。可如果你整天看Twitter之类的社会媒体，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没救了，到处都是阴暗和邪恶，真理永远得不到伸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只能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你会选择谁？这个问题很真实，如果你来自国内，你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GFW已经替你做好选择了。不过还是假设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你会选谁？

说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最近接二连三的校园屠杀案，好像是被人为集中在一起发生的。其实不止是这一次，如果你注意一下中国社会的现象，不仅仅是犯罪，但我暂时想不出一个好的例子：（它们通常都是井喷式的突然爆发，而不是平均分布在一个时间段上。警方并没有类似的交代，不过媒体报道的作用至少看上去是提醒了更多找不到债主的人一个可能的发泄方式。在针对可能会诱发效仿者的新闻事件中，媒体应该用何种方式应对，新闻联播和Twitter给了我们两种不同的道路。

新闻联播式的审查背后是由一种“无知即力量”的逻辑引导的。当然，客观上，种种社会问题，包括新闻联播更需要审查“群体事件”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对于群体事件来说，消息的传播几乎是挡不住的。一个罪案通常只会涉及几个人，阻碍消息传播的努力还可以理解；可当一个城市的人都上街了，谁还觉得消息可以掩盖住，那就是幼稚了。

但为什么真理部还会这么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在其他地方诱发类似事件的发生。至于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效果，你我的眼睛都看到了，就不用多说了。

其实无论是屠童案还是群体事件，一个需要明确的常识是，它们的根源不是孩子在那里所以就有人要去杀他们。真正的根源在于，就像自杀问题一样，并不是媒体的报道让人感到抑郁才自杀；而是有那么一群人原来就想自杀，媒体只是提醒了这些人某种自杀的方式或者让他们效仿某个名人而已。在新西兰，媒体对自杀有关的新闻有着相当严格的自我审查，而新西兰今天是西方国家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同样的，一个要报复社会的人，是不会傻到不知如何报复社会的。如果新闻报道没有提醒他们校园里这个非常轻松的报复手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报复了。这个社会不缺乏弱势群体，一个简单的例子 —— 除了学生，砍敬老院里的老年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报复措施。很难想象当一个人都提着刀跑到路上了，还愁找不到谁砍么？新闻审查只是审查掉了一个可能的报复手段，却无法审查掉人们的报复动机。整个审查行为的唯一后果可能就只是让另一群人倒霉而已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后果了。

那么Twitter和类似的网络媒体呢？无论是事实还是谣言全部公之余众，人们自由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信息，和新闻联播比起来，这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世界。

编辑审查的缺乏代表着这样的环境中发出的消息是没有经过任何审查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有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些“消息”。但故事的后半截是，一个开放的传播网络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至少我的观察是如此，一条假消息的传播范围可能会非常之广，但广泛的传播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有能力去证实消息的真伪。

而最重要的差异则在于对消息尺度的控制，在新闻联播里，这是由某个敏感词控制的；但在网络媒体中，尺度的控制则完全交到了你，我每一个人的手中。你可以选择添油加醋，散布制作原子弹的方法，也可以选择做网上的CCAV。但很多事实的确是残酷又直接的，这个有点像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其实生活在matrix里，周围的一切其实都是假的，你能接受吗？自由选择的能力在这个前提下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让每一个选项都显得更加极端。因为人们更习惯于呆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正因如此，人们也更喜欢选择和自己观点类似的消息。要证明这点很简单，随便拉一个有完全翻墙能力却不愿意翻墙的中国大学生，他们告诉你的理由或多或少都会包括这一点。

其实这个选择题的本质是：“新闻的目的是什么？”朝廷媒体给出的答案是：好消息让生活更甜蜜，媒体作为一种工具，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而在此前提下，民众牺牲一些知情权可以说是合理的；而Twitter之类的网络媒体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事实，只有将事实处于阳光下，社会才能进步。你选择谁？这里提供一个参考。

在不同人的眼里，爱这个词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于我来说，无论是亲情的爱，还是爱情的那个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要我对着一个人说“我爱你”，就是让我把脸憋红，深呼吸了多少口都可能没办法说出来。唯一的折中方案是，我把三个字写下来，然后通过寄信，短信之类的方式发出去。虽然可能还是要挣扎很久，但闭上眼，狠心按下发送键，这事其实也就那么结束了。

先不论这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有一个事实是要先明确的。我为什么说不出来，也许是因为我胆小，或者我口吃，不爱这个人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你没法确定我真的就不爱这个人。

真正的原因，其实换个角度想就很简单。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接受的教育，我相信至少和我同龄的朋友都有从小就会被训练说“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山河”这一类词句，我们在说这一类词句的时候，谁会脸红甚至是言语困难的？多半都不会。写到这里我想起儿时听到的“啊，我爱你，祖国！”之类的诗歌朗诵，而且还是从同龄人的口中出来的。叫我今天重复这些话，我不仅说不出，而且还会浑身起鸡皮疙瘩甚至呕吐，但为什么小孩就可以？就像是叫未成年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一样，他们压根就不懂共产主义，或者爱是什么东西，所以更不可能谈得上什么真情实感，是真的爱，还是假的爱。一件事剥离了真情实感，而只是机械性的学习和重复，那当然就念得出来了。

但小孩也并不是完全不懂，只是不能用“爱”这个词。问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小学都不行，这年头的孩子很早熟:)）喜不喜欢自己的妈，正常的都会答“喜欢”。进一步下去问他们为啥喜欢自己的母亲，答案无外乎就是“她给我做好吃的”，买东西啊之类的。

把祖国比作母亲这种比喻我并不反对，但有一点是先要明确的。祖国母亲不是母亲，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母亲的爱是无私的，因为一是有血缘关系，二，有长辈和晚辈间的因素掺杂其中，孩子18岁之前，这份爱，同样的，也伴随着责任。不管自己的孩子多么的不争气，犯了什么错，可在母亲眼里，他或者她还是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真的干了什么坏事，也许会被赶出家门，但要说完全不再关心这样 的孩子，没有几个母亲能做到。

虽然我们把祖国称作“母亲”，但两者间不应该有这种长晚辈，要孝敬长辈的关系。我有时候被爱国青年指责没有“集体荣誉感”，“没有大家哪来小家”，但事实其实想一想不难明白，就纯粹的政治概念来说，脱离国家的人还是人，最多就是无国籍人士罢了；但一个没有人的国家，那么就不是国家了 —— 人民是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

而且“祖国”这个名词有个问题。这和西方一些政客口中“上帝”一词类似，上帝也许希望人们去做，或者不要做一件事，这些也许都是事实。但问题是，因为谁也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想让我那样做，于是就不断的有现实中的人来试图做上帝的代言人，而这些人通常怀有个人目的，动机不纯。祖国也有同样的问题，表达对男女朋友的爱，除了说几句话，还可以送点礼品，为对方做点事啊什么的。可你到哪里去给祖国母亲送盒巧克力呢？既然那盒巧克力无人签收，就会有例如于再清，或者敏感词之类的团体来冒名签收。

但因为毕竟是冒名顶替的，不可能有对等的爱，因此就有了类似于那样的言论。当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运动员是通过国家财政培养的，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于局长的要求的那样把国家放在第一位。首先这种培养的动机只是利益上的交换，没有道义上的约束，那么我感谢你只是出于礼貌，不感谢你，也是我的自由，你是否还对我进行投资也是你的自由。再说国家的钱哪里来的？人民创造的。国家的股东还没说话呢，一些很想做祖国代言人的人就等不及了。

周洋更像是说实话，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小孩，他也只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生命受之父母，父母不仅给吃的，还教怎么做人，不感谢父母那该感谢谁？我是母亲的奶养大的，不是国家的奶养大的。我想例如赵连海之类的父母今天提起国家的奶更是有深切的感触 —— 你给我奶吃我都不敢吃。从时间先后顺序来说，于局长才是应该感谢周的父母，感谢他们为国家养育了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没错，没有政府的支持，周洋可能没有这样的成绩（其实也说不清楚），但没有周的父母，那谁去给你赚脸面？

这国家是什么东西，我想了许久还真是想不明白。这东西肯定不是母亲，没有母亲只有在儿子比赛拿了第一才认这个儿子，第二就不认了。至于女朋友，就更不可能了，真的女朋友听你天天对人家说“我爱你”也会烦的，而这个不明物体不仅喜欢听你说你爱她，为她奉献青春，而且还要要求你从小到大一次次不断的重复。实话说，这倒是有点像一个恐惧随时都会被抛弃的怨妇，时刻要求对方说出各种各样的誓言来给自己一点不稳定的安全感。而真正爱的对象，不用说，我想大家都会去做，再说我也说不出来是不是：）

其实我扯淡了那么多，真正想说的就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不断的谈论祖国之类的话题时，唯一反应出的问题无非就是我们之间没人把这个“祖国”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比自己更高等，无法触及却又能改变自己命运，需要时刻膜拜的一种神仙。虽然我说这话有点不适当，但真正要感谢祖国的方法很简单  —— 做好你自己，因为这个国家是由每一个人，包括你组成的。当这个国家的公民活得有尊严，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时，这个国家根本不用可以去感谢，因为人们每天幸福的生活本身，就是在对国家致敬。

对我来说，两会是自春晚之后的更大的一个娱乐节目。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两会总是选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召开，但我相信，季节对人的行为是有影响的，万物复苏之际，代表也是人，心中也会开始不安起来，这可以理解，但代表可以在公开场合做出一系列颇有娱乐性的事，那么人们同样也有围观的权利。

两会的的另一个娱乐之处在于，虽然名义上这是中国的议会，但却没有什么代表有胆量去真正的，深入的讨论国是。原因众所周知。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议会人数不能过多。忘了是谁说的，议会人数一旦上千，那么这个议会只能是橡皮图章，因为这样庞大的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讨论存在 —— 当然这正是我朝最想要的。但人说话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让别人做传声筒，一次两次还行，时间久了，要么把传声筒弄成了心理变态，要么就捂不住人说话的本能。但大事又不能说，说点正事又怕触及敏感地带，除了那些有意邀功请赏的而外，代表们就只好在那些小事上标新立异了。

但人还有一个问题，再娱乐的一件事，如果年年岁岁都重复一次而没有任何新意的话，耐力再强的人都会感觉沉闷，进而看穿这场大戏背后的真实。我翻出了我去年写两会的那篇blog，个人认为，原文复制，然后把里面的笑话更新一下，基本上对每一年的两会都适用 —— 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连笑话都不用更新。

人民日报，甚至包括温影帝在内都同意这一点：

我想说说新西兰本地的事。我的专业触及很多政治，上课讨论一些政策历史，发展之类的问题时，我有好几个讲师都喜欢放一些过去的电视节目，从60年代新西兰电视开播，到这个世纪初的节目都有。看以往的电视节目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觉得广告里的人都土得掉渣，然后还可以感叹一下以前的物价是多么的便宜。

当你看那些政策制定者时，虽然没有49年前的新华日报那样虚伪，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谁在当时说了谎，谁做某件事的动机夹杂了个人因素，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可问题是，有些不太那么善良的人今天依然活跃在政坛当中，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你甚至可以大概判断出这些人今天会做些什么，但选民还是会投票给他们。选民总是最傻的么？不见得，记性差是个普遍问题，不只是中国人才有。虽然不是人人都会忘事，但能以史为鉴的那一群人，要么像这里的情况，窝在大学里当讲师，或者像国内一样，缺乏改变的权力。

说回中国国内。这里有好几个读者私下质问我为何称呼敬爱的温总理为“温影帝”，上图中的例子就能够说明问题。如果是第一次听他喊一些口号，也许我还会跟着激动一下，但连续几年都为一张张画出来的大饼而激动不已，这已经不是用记性不好可以解释的现象了。除了专业的五毛党喝彩党之外，恕我直言，不是影帝演技太好，就是真的脑袋有问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就像人们看电影电视剧一样，先不论其中人物演技的好坏，如果听到某影帝也了参与演出，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总会先看一下再说。影帝只要没有发挥严重失常，得到的评价总不会太过于负面，而那些“不知好歹”的人说了两句坏话，还有一群粉丝来主动替明星辩护。

影帝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疑问。如果中国大，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是个合理的理由，那么对于两会上发生的和影帝言论直接冲突的行为，不知如何解决？

但政治，或者心理学中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打破一个大家已经习惯的循环，无论中国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就算有着真正的选举，选民的投票也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党更替除了自己本身的执政失误之外，还有些其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原因，例如哪个候选人长得更帅，或者这一方执政太久了，该换一换风景看了。

同样的，在国内，跟着潮流走，成为党这个循环的一份子，总是比逆潮而动，走一条和大众不同的道路要容易得多。除了预期效益会显著降低之外，初期投入的成本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群人，至少我感觉，当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一个团体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但反正跟着走就没错了 —— 除非外部环境变化太大，不支持的理由过于显著，到了完全无法忽视的地步。

当然，社会需要改变，改变的动力也肯定不是提无厘头议案的那些代表。但他们确实值得观察的一道风景，不是看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看他们还能蹦达多久。

“民主化”这个词实际上有倾向性的，但由于上一篇我用的词是“东欧剧变”，这回换个角度，这下两边都扯平了。

作为整体宣传策略的一部分，我朝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种种手段包括夸大事实，只报坏消息都是公开的秘密。就像那个笑话所说，如果一个人的新闻来源只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觉得河蟹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全世界都羡慕和嫉妒我们。

那么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否真的能改变一切？从东欧的二十年中我们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就东欧民主化20年对该地区多个国家的民众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查（摘要、全文pdf）。中英文媒体都对这个调查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当然，如果你看中国国内媒体，标题就告诉了你这些新闻是不值得一看的：柏林墙倒塌20周年 中国模式见优 —— 人家又没调查中国，这些媒体还真要脸借别人的名字塞入自己的私货。

不过报告中出现了中国这个字眼。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三国民众对中国的影响的看法，和1991年并没有太大区别。在1991年，30%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而三个国家中唯一对中国好感大于不安的俄罗斯（37%），20年来对中国的支持率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是担忧的人们反而从5%增加到了29%。

总的来说，20年之后的今天，东欧国家的民众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多党制）的热情都有不同程度的消退。这份报告只是没有偏向性的调查，并没有给出可能的原因。不过看看图中的调查结果，最容易识别的可能原因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了。东欧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有类似的改变。

地区差异

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支持率最低的乌克兰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子。乌克兰近些年政局不稳（我怀疑也影响了这份报告的结果），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反感并没有反应在选票上面。近些年来乌克兰共产党的选举结果一直不佳，通常只能排到议会中的第五或者第六大党。而乌克兰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地区党虽然被认为是亲俄左派政党，但这种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基于种族的支持，而不是政治形态。地区党只在俄罗斯人聚居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有很高的支持率。

另一个值得说说的例子是东德，这个对去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支持率减少程度是最少的。地缘政治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在两德统一之前，西德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而东德在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下，经济濒临崩溃。统一之后西德的经济实力拉动了东德的发展，在柏林，政府对东柏林进行了大量投资 —— 虽然是同一个城市，但两边的基础设施差异巨大，因此不得不投入。

但需要特别区分的是，影响人们对政治体制观感的因素，我认为不完全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个体可以得到的经济利益——这两者有联系，但不完全等同，看看天朝就知道了。这是一相当主观的评价，而且会因为基准不同而受到影响。从一穷二白的贫民窟出来的人，有饭吃就会觉得得到了天大的利益。例如在东德，对生活水平满意的人在20年来暴涨28个百分点，但在西德，这项评价反而是下降的。

民主的问题

无论如何，每一个参加民调的国家，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提高，但有两个趋势值得一提。一是人群的差异，越年轻的人越支持民主，生活得也越开心，而最不开心的老年人。老年人的看得多知道谁更好，还是怀念过去？这个不好评价。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教育程度上，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容易对生活感到满意。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的两极化。这一点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最为明显，对生活满意的人增多，而认为现在的情况比共产主义下更糟糕的受访者也更多了。这样的两极出现在了收入高低的人群，和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之间。但这种两极化的基础并不完全是贫富差异，两个国家都有更多的受访者不赞同贫富差距在扩大 —— 那问题在哪里？

经济为大？

经济发展和民主常常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这份报告中也反应出了这一点，像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高达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更重要，而不是良好的民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政权可以像党国那样，可以完全靠经济发展来维持统治合法性。经济发展很重要，但这不是民众的唯一的追求。在俄罗斯，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比经济更重要，但却有高达七成的受访者支持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概念：公平，独立的司法系统。

一个人虽然并不一定用非常政治化的语言去表态支持“西式”民主，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的方方面面是确实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对独立司法系统的向往，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要归于该国严重的贪污和政府腐败问题。民众在遇到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去寻求改变，而不管选择的道路是“民主”还是“专制”。

对统治者来说，有两条路 ——要么去切实解决问题，要么想法让民众对现状感到幸福，至少不要去关心现状。

我朝土产的“西方阴谋论”中有一点是，环境问题是西方用来牵制我朝的借口，这些西方国家也污染过自己的土地，凭什么今天对我们指手画脚？（请参考《中国不高兴》）这样的逻辑根本不值一驳，所以我也不花篇幅了，如果我不幸拥有不懂合理逻辑的读者，这里有个简单的解释 —— 大约3000年前，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球是方的（当然，有一小撮希腊人通过地球在月球上的阴影判断出了正确答案）。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觉得谁正确，谁是疯子？如果是今天，你会嘲笑当时的人们不懂发射一艘宇宙飞船到地球外看看么？

另一个类似的话题是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一样，裆国的宣传常常用“经济发展”作为理由来开脱， 可我真正觉得很悲哀的是，还真有不少人像那句据传说是林语堂的话（有争议）一样，“本身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思维”。不管这句话是谁说的，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思维水平绝对是连动物世界都找不到的。

每次遇到为裆国开脱的爱国青年时（其实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理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谁在任上就支持谁），我会让他们翻古籍，学习一下有史以来，无论是哪部史籍，当形容社会和谐繁荣，人民幸福时，使用的词语是“金银满地”，还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古籍对于环境保护的记录并不是很丰富，不过作为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也可以说，中国很多城市今天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唐朝那时候并没有多大的提高，甚至还不如。唐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 —— 把这个发展规模放到当时的西方，也许早就瘟疫，疾病泛滥了。

但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另一种疾病：社会瘟疫。最近在湖北发生的捞尸事件，特别是那张照片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总结了这个概念。

第一是万物皆有价，不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还是另一位同胞死后的尊严，这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为了钱，上海的执法部门可以利用这个社会中仅存的一点良心来进行欺诈行为，而这张照片中的船家则是做到了极致：“活人不救，只捞尸体”，而手上的遗体仿佛变成了一坨猪肉，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

第二，从图上可以勉强看出来，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当时在现场的船家不止一家，而且那几位下水救人的大学生当时还活着。虽然他们是否参与了救援还有疑问，但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有一个船家愿意免费打捞，事情都不会变成后来新闻上的那样。我无法推估其他船家的想法，是没有捞到，还是不敢打搅的同行的生意。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大家默认了今天的社会，开始自扫门前雪，而不是主动去改变。

第三，政府的缺位。那张照片上根本没有看到政府人员的存在，据新闻报道说，官方的打捞船事后才到达现场，而且根本不屑于打捞，而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这些船家。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我想我期望他们能够当场制止这种敲诈就只能说是奢望了。收的税是越来越多，可却不断的把其社会责任转嫁给民间。根据报道说，当地政府早就知道那江段是意外高发区，也知道江上这群秃鹫的的存在，但却依然是什么都不做。

但当我设想如果我自己在现场时，我却找不到理由去责怪这位船家。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如果我有条件和能力，我会去救，但我可能还不如那群大学生 —— 我不会游泳，所以是不会跳下去的。如果是图上的那种讨价还价的状态，我也许会鼓起勇气去抢回遗体（前提是我会游泳），但周围群众和其他船家冷漠的眼神非常有可能打消我这个念头。

那究竟是谁的错？我责怪某党。

众所周知的是，在今天，朝廷的统治合法性，完全基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换作你，或者我在台上，如果我的动机是赖在台上不走，那么我也会尽全力宣传我在 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尽量不提，或者贬低其他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 请参考CCAV和新华社。这样的宣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无论再怎么贬低环境和社会问题，当这些东西开始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时，除了一小撮可以用脚或 者用“看不见的手”投票的有钱人之外，大部分人会发现他们手上的所谓经济繁荣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是毫无用处的。但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不幸碰上这种事的并不多，只要在媒体中压掉这些消息不发，那么社会还是和谐的。

但比这远有危害力的副作用是，共党的宣传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中重金钱，轻道德的这种现象。这个党怕口袋里没钱，城市破烂而被国际上的邻居看不起，却丝毫不在意Alexa全球排名前十的网站有四个在中国无法访问，缺乏公民和社会自由等问题对自己脸面的影响。而很多人也变成了和共党同样的统治者思维，开始笑贫不笑娼。

也因为此，我认为在政治改革之前，这种社会风气是不会改变的。

但与此同时，我也怪我们大部分人。

邪恶的猖狂，完全是因为好人的不作为 —— 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也应当看看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当时在现场的人，只要一半的人扔给那船家一句脏话，最后的结果都也许会不一样。

如果你和我一样，在新西兰的某个地方，可千万不要认为国家的好处你可以占完，坏处可以躲掉。瘟疫和病毒一样，可是不认你是谁，有多少钱的。我知道很多人在国内都有关系有钱，但这些人得意识到一个现实：就算你家庭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一个弱肉强食，缺乏道德的社会中，总会有人比你更有钱，更有权——除非你是胡皇帝。信访办主任上访，医学教授被人医死，只要你还和你的祖国有联系，你能保证你或者你的亲人可以逃脱？

前段时间新西兰财政部长Bill English陷入了舆论的指责。议会有一条守则，所有来自首都惠灵顿之外的议员，在惠灵顿开会期间均有权申领住房补贴。English不是惠灵顿的议员，他的选区在南岛，因此他有权利申领这项补贴。

不过问题是，他虽然来自南岛，他在惠灵顿也有房产。在惠灵顿开会期间，他实际上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照样申领了补贴。理论上来说，这完全符合规矩，但却是非常unethical的，更何况作为财政部长，被国人期望带领国家走出经济低估，却这样揩纳税人的油，使得消息传出之后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他不得不退回所有已经申领的补贴。

我一直很好奇每一名议员需要花多少钱来养，但在过去，你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虽然议会公开每一名议员的工资，但除工资之外，议员还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补贴。如果一名议员能够连任三届，那么他还有权利享受议会提供的退休金，大致和工作时的工资一致。

不过拜英国的政治风暴所赐，新西兰也在逐渐公开议员的各项支出。一名议员的最低工资是$131,000，不过这是基础工资，大部分议员拿的工资都比这个高，而总理的工资是$393,000。至于补贴，最近公布的议员补贴数据显示，最近的一个季度，整个议会122号人总共花掉了$200万纳税人的金钱，平均每人$16,000。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年纳税人要花大约20万纽币养活一名议员。

作为对比，全国的平均工资是$37,000。

不得不说议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事实也是，要混上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但他们真的值这个价么？也许有高薪养廉的道理，不过现实却并非如此。最近出现了第一个因为贪污而被送进监狱的前议员，而这位议员因为当满了三届，狱中照样享受高额退休金。另一个案例则是另一名议员，Rodney Hide，用公款请他女朋友和他一起出访。

无论是行贿，而是工资的钱，这笔经济成本总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这笔钱合法化？其实我觉得这是值得细算的一笔账，行贿受贿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否值得让纳税人用高薪养廉。

不过养那么多人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如果你认为用120人管理400万人口的国家似乎有些浪费，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你一个。工党的一名前议员就曾经说过，他认为议会里真正在管理国家的人不会超过5，6个。剩下的人都是不知所措，一脸茫然，仿佛是在那里“卖保险”的推销员。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社会上，我们为金钱做事，而政治里的“金钱”就是权力。权力来自information（消息），而真正掌握各式消息和资料就那5个人，而且是不会和其他人分享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该废弃民主，但很明显，这还有改善的空间。如果算算独裁的代价，那更吓人，吃住有皇帝般的享受，出入有专车，所以当你要中国官员公布财产和政府支出时，他们会反问 —— 老百姓公布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