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还有一周不到，大学生涯的所有课程就结束了。虽然收尾还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的精力还不少，但想想真是可怕，我还记得我在这里发出第一篇blog的时候，那是大概6年前，今天却要毕业了，岁月如梭啊。blog的魅力似乎已经开始褪色。忍不住诱惑，在新浪和网易两个地方开设了微博，转发在Twitter的内容。虽然不太可能，但如果真有人想念我的唠叨，欢迎收听。

新西兰全国地方选举已经在10月10日结束。当时我并没有时间评论奥克兰的情况，现在新闻的时效性也已经过了，再说英文评论比我强百倍，所以再说也无用。不过有条新闻倒是很值得一提。最近在各种网站上闲逛找工作，在南岛Mackenzie District 地区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了下面这个招聘前台的广告：

Receptionist – As a result of our receptionist being successfully elected as Mayor, we require a new Receptionist for our Fairlie office…

Mayor这个词语之前的句子我都很熟悉，很多公司招前台接待的原因无非就是以前的那个晋升了。前台接待通常都是一个公司中地位最低的职业，虽然薪资是最少的，但要求的能力却不少，能随机应变，交流能力强，什么知识都要知道一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台通常是进入一个公司的敲门砖，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很多人做此类职业的时候，早已对今后的路途做好了打算，而绝不会只想呆在这个位置不想前进。但“因为我们的前台成功当选为新一任市长”，这种广告词和火箭式的窜升我还真是从没听说。严格来说我听说过，但那是王洪文，天朝案例不能算正常案例。

第一次看到Mackenzie District这个名字，以地理知识自豪的我也挠头了。这个地区在南岛基督城西边，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山就座落于该地区。不过重点是，地区面积七千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不到四千。所以可以想象的是，像这种类似于村庄的地方，地方选举基本上就是选邻居了，选来选去总有一个你认识，或者至少有点联系的人。

在这前提下，前台职位的优势就显而易见了。这位名为Claire Barlow的前台在市长选举中击败了现任的两名地区议员，也就是她的老板。但选票总数其实很少，只有不到800张。可以想象的是，她在这位置上工作了那么几年，这800票背后的主人没准她都认识，至少接过这800人的电话，或者帮助解决过问题。一个四千人的地区需要大概10名议员来管理，但联系这10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过这位前台。

其实政治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业了。如果要申请参加选举，找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签名凑够提名人数，再交点钱就可以报名了。连申请一般工作必须的个人简历都不用准备。这里的政客背景五花八门；而大学里学政治专业的人，却通常都不会去做政客（再次强调，天朝例外）。像新西兰这种地方政府架构，一个市长是傻瓜还是某行业的博士都无所谓。市长可以很活跃很积极，也可以只投票然后就下班了，而城市还是会正常运转。因为政客的工作不是执行自己的理想，而是选民的。当然，傻瓜都知道如果不按自己地区选民的意愿投票，下一个选举周期自己就要失业了。这种大多数选民决定事务的方法有好处，不过当然，坏处也不少。

但我的朋友，虽然这是个小选举，但政务官的本质不就应该是如此么？政务官应该是一个其管辖范围内大多选民都认识，有联系，有公信力，你有好感并且可以相信的人。虽然人口增长可能冲淡了政务官的本质，政党的存在更让政客们搞不清楚该向谁负责，但基本的元素依然是一样的。像是在大城市，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政客能做到的就是和尽量多的人聊十分钟，但有人统计过，像在奥克兰40万人的城市，如果认真做，你依然可以通过面对面对话涵盖大约10%的人口。 对于政客，人们需要的是信任和亲切感，当然最后还有通过投票过程将这种感觉合法化。而最不需要的是 ……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政客，还有一些有着统治阶级思想的人民，反过来抱怨人民难管，狡猾，不能信任。这种主次颠倒的荒诞变成了真理，确实是一没有人需要的奇观。

我没有敌人 ……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 刘晓波在2009年被判11年徒刑前的最后陈述。

自从上一次的胡佳落选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像这种诺贝尔奖的评选就显现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几乎人人都知道天朝今天负责加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拖鞋和袜子，也有很多人知道政府是如何对待自己国民的，但很少有潜在诺贝尔奖被提名人可以作为一个有象征性的符号，在国际上享有声望。当然这一是因为国内的新闻管制，导致一些人为自己人民的自由为之奋斗二三十年也无人所知，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说，市场推销技能在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而中国人普遍缺乏这个技能。

其实这一次我也没有对刘晓波，二十年前“刘黑手”抱太大期望，就连刘晓波的夫人刘霞女士都说，她只准备了刘晓波没得奖的发言，却没有准备刘晓波获奖的发言。平心而论，凭对世界的贡献的来说，候选人名单中比刘晓波强者无可计数。如果按这点来评选，根据互联网在全球各地争取人权，自由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觉得Tim Berners-Lee，万维网发明者，才是真正受之无愧的候选人。如果没有他的发明，和他对维护互联网自由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压根就不会有Twitter，也不会有中国今天的网络维权运动。

但将和平奖颁给中国，却有着其特殊的意义。评选委员会Thorbjørn Jagland在宣布获奖人时的发言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批评存在，也应该容忍批评。中国今天有着历史上无双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力量也意味着中国将面对更大的责任。中国是多个人权公约的签约国却没有做到承诺，而“我们相信，人权和和平联系紧密，人权是诺贝尔遗嘱中对和平奖的要求，推动‘世界、国家之间友爱（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刘晓波在异议分子中坚持和平，非暴力，理性，甚至还不反对保留共产党大框架下争取改革的立场，让他完全符合和平奖的描述，而不像六十年一贯坚持其红卫兵风格的外交部所说：“对和平奖的亵渎”。不过感谢祖宗，至少这次他们没说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对于我来说，他和二十年前的坦克人王维林一样，同样是中国人今天早已失去的勇气，不屈和良知的象征。就算按爱国贼，爱国份子的价值观来评判，刘也毫无疑问是位优秀中国人。比起爱国贼们在海外“爱国”，刘晓波就算身陷囹圄，也拒绝了“保外就医”，而宁愿选择坐穿牢底。

不过不能忘记的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本人，而这，才是这个奖最关键，和在某种意义上，喜剧的部分。Jagland说，“中国国内和海外争取中国人权的广泛运动一直在进行，而刘晓波，因为当局对他的判决，成为了中国人权运动最重要的象征” ——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去年的重判，也许今天的授奖就不会发生，而把刘晓波作为第一个中国国籍（实际是第二个，但达赖喇嘛持有难民旅行证），无疑是给了共产党二十年来最响亮的一记耳光。平日老是嚷嚷没有中国人得诺贝尔，而今天给了，我们的党又叶公好龙，不敢认了。这对于国际社会认清这个党的本质很有好处。

不知道天天号称要政改却因为08宪章把刘晓波关进监狱的衙门，和衙门首脑温影帝今天在想什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讨厌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别理他，但对于一个用言论都可以推翻的虚弱政权，这显然不是选择，甚至之前还多番警告挪威政府不要授奖刘晓波，却不自知这种行为只能起到反作用。诺贝尔评委会对中国人权运动的肯定，在短期之内肯定会对中国人之福祉有帮助，至少给了很多并不知道刘晓波，或者已经在物欲横流中忘记他名字的人一个提醒。他的获奖，无疑让很多人知道了原本只是小范围知识份子宣言，08宪章的存在。

但从长期来看，这个奖只是一个开始。他对刘晓波的处境会有帮助，但对其他有家有国不能回，或者因为维权或者人权而被关进监狱里的中国人来说，这称不上任何好消息。对于流亡国外的人来说，他们风险不大，就像那个国际奇闻 —— 作为中国通缉犯的吾尔开希，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自首均被拒绝，不知道世界上还能从哪里找到这种奇闻。但对于坚持在中国国内的自由不屈者，情况就难说了。凭衙门六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只会更加凶狠，斩草除根，以免出现刘晓波第二。我不敢想象以后的情况。

刘晓波的获奖，无论是对于官方，还是民间来说，都是一个契机。对于民间来说，这是让世界看到中国民间一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赢取更多支持的最好机会，而对于官方，也是展现自己改革诚意的契机。如果真的有诚意政改，就请先从释放和停止迫害刘晓波、胡佳、高智晟、赵连海、黄琦、谭作人、陈光诚和其他异议和维权人士开始。

但我没有刘晓波那样的境界。就在宣布刘晓波获奖之后，又有不少人因为聚餐吃饭庆祝而被逮捕，至今没有消息。这样的政府和他的首脑，叫影帝，那是表扬。

PS: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已经获得“GFW-中国政府推荐的好网站”认证，为了庆祝，特此提供评委会颁奖发言视频本地下载（mp4,12.4mb），为传播消息、保留历史时刻作出自己一份微不足道贡献。

已经进入大学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了，实在是很忙，常常会忘了这里，还请见谅。另外嘛，现在无论有什么话想说，我能找到一个小萝莉说了，所以表达欲就减少了。不知道多少人能够理解这点：）我依然在Twitter上活跃，有事，或者需要交流可以在那里找我。

不过，最近看到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本地电影院快要下线了，家人想去看，还是抽空跟着去看了一次电影。我原本就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看电影送卫生纸，别人吃个爆米花都要被鄙视，这一听就不是正常人，而是平日中的那些道德勒索犯、爱国贼所喜欢看的电影，不过还好，电影院就我们两三个人，相当于专场电影，吃爆米花谁都管不了我。

不过我不想说这个，我想说的是最近在南岛基督城（Christchurch，或者按非常不信达雅的译法，克赖斯特彻奇）的地震。新西兰是地震多发国，这两年地震不断，这个博客里也提过很多大地震，但从来没有一次地震这样靠近一个大城市。按天朝标准，基督城最多是个大县，不过在新西兰，是第二大城市。这样的地震对全国经济，救灾能力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预计损失在新西兰年GDP的2%以上。

这次地震有很多颠覆我观念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是强震发生的时段。作为天朝子民，我们的“常识”是晚上，特别是凌晨发生的地震，几乎肯定要比白天大家都没睡觉时的伤亡要高得多，“家“这个词的脆弱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很难颠覆的常识。所以当我听到很多人庆幸地震发生在凌晨死点，而不是下午四点，可以理解我有多惊奇了。事实上大多数住宅都比较新（根据新西兰“新”的标准，我的意思是五六十年内），依照的建筑标准更严格，而且大多是木框架结构，所以抗震能力更强。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就我，很少看到整体倒塌的住宅。电视中的一个画面很有意思，一户居民发现一个小断裂带正好从自己家中经过，房子跟着地势隆起来，却依然完整并未倒塌。

相对于住宅，倒塌严重的是那些比较古老，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处于市区中心的商业建筑和教堂之类的社区建筑，这些建筑晚上通常不会有人住。它们大多是砖瓦结构，一震就导致砖头乱飞，烟囱倒塌。如果是白天，很明显会对行人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不过对我天朝人，特别是还居住在天朝的子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如此低的伤亡率更让震撼了，以至于让很多人嘲笑说新西兰地震是对天朝“很不友好”的一次地震，零伤亡（其实有一个人因心脏病发身亡），新西兰自己不能多难兴邦就算了，而且还让天朝情何以堪，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居心。这个问题让我朝的五毛们伤透了脑筋，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大多是臆测，并不准确。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无所谓，拿到钱就行了。

媒体将这次地震和海地地震对比，两次地震无论是震级还是震中离人口聚集区的距离都差不多，可造成的伤亡水平差别巨大，当然更好的建筑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零伤亡，房屋倒塌都很少，近4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00人的房屋不再安全，需要临时居所。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低伤亡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内。新西兰有个昵称叫Godzone，上帝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会让大事发生在这里，事实上这个国家的运气也的确是好。一是地震发生的时间救了很多人的命；二是主震前四秒发生了一次五级的小震，相对于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强余震来说，这个地震对那些居住在砖瓦房内的居民非常重要，就因为多了这几秒，刚好唤醒了正在床上熟睡的人们，接着大震来临，正好逃走，然后发现自己的床已经被压在倒塌的砖头之下了。

如果震中处于市区下方，那么我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信心。甚至连大众都不否认这点，民防部曾经和电视台合拍过一个低成本电影，假设1855年在惠灵顿的地震发生在今天，有人会因为一个星期内等不到救援而饿死，医药短缺让糖尿病人丧生，而这个国家必须得依赖澳大利亚的援助。当然电影有些艺术化，但民防部平日的宣传也是着重于自保，希望民众们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能至少独立坚持三天。

如果有五毛兄弟因为我这些资料得了领导的赏，我要求一半分成，二毛五也是钱，是不是？玩笑归玩笑，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给历史一个完整的图片，不夸大任何一面，不然你和共产党的真理部有啥区别呢？

这就说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这电影离事实根本不能再遥远了，稍微考虑一下都站不住脚。一个小孩子，在如此大灾之后，脑袋还没反应过来呢，能恨自己的妈32年，这显然是我朝的老毛病，用成人意志意淫孩子的想法。当然我不否认灾难中的很多悲欢离合都人催人泪下的能力，但为什么个人的遭遇能获得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 它是真的，至少也应该有事实基础，例如很多电影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因为是真人真事，才可能符合一般人生活的常识，更能产生共鸣。

不过“事实”当然是不能拍的，这词都快成为天朝敏感词大辞典的最新成员了。人掉眼泪很正常，可如果连为谁掉眼泪都不知道，还要通过发卫生纸的途径来强迫别人一起掉眼泪，我坚持对这种人“道德勒索犯”的评价。更别用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事件的一面 —— 还有隐藏的另一面不为众人所知。我推荐一部叫《掩埋》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在youtube上有完整版本（当然，需要翻墙）。当了解了个人悲剧所处的大背景下，再来考虑这些小说和电影是否依然感动，依然有价值，更为合理一些。

32年之后，经济发展了，可社会显然没有随之前进，甚至倒退。三十二年前的个人悲剧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丝毫没有减少，而且更有一种上瘾的趋势 —— 眼泪多么能够创造“凝聚力”，以至于开始鼓励大家流泪，而让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为谁流泪则不再重要，至于能否让人们不再流泪，更不在很多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对于我来说，这种集体的心灵麻木比任何地震都要悲剧，任何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将会不可避免的重复历史。

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句话是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分抗日，七分壮大；后来就变成中流砥柱了。不过当然，我们活在当下，当人们渐渐淡忘过去的过去的事情之后，谎言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可现在的事情总无法抵赖了吧？不见得。政客的嘴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而他们最常用的工具是——数字。

前段时间国家党召开党代会，会议期间不断有工人阶级的劳苦大众在场外示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会议上，总理John Key宣布将会把雇员90天试用期的规定拓展到所有类型的公司，而不仅仅是小公司。在试用期内，雇主可以无条件开除员工。我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是稍微看了下新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家党的支持者说，自从该规定实施来，78%的雇员在90天内都没有被开除，而给雇主提供了用人的信心而不用担心炒掉一个不合格的员工的复杂步骤。而在场外，工会说，这是一条不公平的法律，22%的人在此规定下丢掉了工作。

如果这两个数字看上去有那么些关系的话，你没看错 —— 相加起来是100%。两个数据都来自于劳动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说这个报告本身我觉得有些样本太小，偏袒雇主的问题，但报告里给出的就是这两个数字。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的一方，两方都说了实话。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就完全是谁的嗓门高的问题了。

作为总理，John Key也是一名百万富翁。在最新一期的National Businesses Review的新西兰富人榜中[PDF]，他刚好进入名单。他以前做过财经服务，外汇买卖，所以我想，假设他有着非常深的数学和经济知识应该不过分，事实上，国家党当选的因素之一就是John Key“更懂经济“。

那是在当选之前。之后就不好说了。在议会上，John Key拿出了两个数据来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缩小 —— 2005年的差距是$187.60，而今天是$160.25。可问题是，2005年时他还是在野党的一员啊？如果列出每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在2008年国家党当选之前，工党执政下的差距一直在减小，就算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2008年，这个差距是 $138。那么就是说，国家党治下两年，相对于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进步，事实上反倒退步了$22，但稍微调整一下统计数据，John Key 就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果这样比也可以的话，我觉得和欧洲人没到新西兰之前的毛利人时期对比会是个更实在的选择 —— 现在我们有电，有汽车，有飞机了，多伟大呀。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时，有两点让我着实感到惊讶。1. 这样的数学头脑也能成为百万富翁？2008年选举时，国家党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工党使得两国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我以为这是事实，可现在才发现事实正好相反。政治宣传的确是不能随意相信的。虽然相对于1999年工党上台时的水平，两国差距的确有所提高，但不过也就$20块钱而已，这额度被这位“懂经济”的总理两年之内就消耗完了。

不用多提的是，类似于这种玩弄统计数字的方法不仅仅处于这种西方国家中，我朝更甚——毕竟无论西方政客怎么玩，至少最后的数字相加还能到100%。

另外推荐一本不太好找，不过有点意思的书：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陈玉莲。被打了16分钟的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说，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南京日报 via 163.com）

当然，大部分看客是把这故事当冷笑话看的，这我可以理解，这事件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黑白红色革命片，片中偶尔会出现皇军和皇协军互打，皇协军把皇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场面。导演为了体现红朝伟大，一般都把这种场景处理得非常喜剧化。官夫人被打事件也有着类似的喜剧感。但我不太能够理解的问题是，媒体是怎么选择“误打”这个词的？在国外那么多年我的中文也许退步了，所以如果我说错了，请大方指出我的错误。但“误”打这样的词语所暗示的是，至少就大众舆论而言，“打”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错的，这一次是因为打到官夫人了，所以“打错人了”。但既然有打错的时候，那么当然也就应该有“打对”了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打对”了？这事不能说太细。

作为官方，在不在乎这种逻辑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枪杆子在他们手里，就算国家机器明天在你头上撒泡尿，说你活该，凭你一己之力，是绝无法改变现实的，所以逻辑漏洞再怎么严重，现实意义也不是很大。但问题在于，这两天看新闻和媒体的反应，广大屁民能够真正读出这其中逻辑问题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像是事不关己一样看热闹。反倒是地方媒体的写手更敢于指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有消息说这位官夫人的确和访民有点联系，所以说便衣并没有“打错”。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件事，警察是打对了，还是打错了，其实并不重要。想象一下，假设陈玉莲的确是访民，就算她真有天大的冤屈，湖北警方会出来承认打错了吗？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而若她不是访民，官夫人的牌子也是正宗的，被“误打”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陈玉莲虽然有官夫人的牌子，但却没有把这块牌子挂在脖子上，而至于打对打错，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全看情况而定。我相信很多海外华人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虽然大部分天朝屁民，特别是比沿海城市落后的内地城市，还是有“崇洋媚外”倾向，对代表着富裕和金钱的洋人有种种优待，但“假洋鬼子”却很难轻易享受到这些优待，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假洋鬼子没有那块牌子 —— 白皮肤蓝眼睛。

如果是一个官僚系统，共产党的人有这样的思想，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官僚们本身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基础。但对广大天朝子民来说，这种唯权力，金钱是从的思想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迈向丛林社会的关键一步，在道德层面上，这显现出无论我们平时怎么骂共产党，但在内心里，我们还是承认，甚至赞成我党的种种思想的。共产党法力再大再无边，教民也没也过天朝人口半数。但有了一个个的小而平凡的共产党员，我教今天才会如此的有市场。

我原来以为唐骏的事情将会很快结束 —— 因为这事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野鸡大学文凭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不然唐博士也就不会连毕业论文都拿不出了。而且不论野鸡大学本身是不是存在，在美国多个州， 只是使用如此文凭就已经构成了伪造文书罪。若是在求职时作假，例如像唐博士那样声称拥有自己并没有的学历，那更是犯罪行为，在新西兰，就 曾经有人因此而坐牢。可现在这种情况着实让我惊讶，一个公开说谎且不承认的人，不仅没有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反而还有不少人支持。这不是什么需要 大学生才懂的高深道理，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教过孩子不能说谎。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是非问题了。

但我相信很多父母也教过，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点小动作，只要不太过分，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世界上没一个社会是可以纯洁得人人都按照规则办事，大家都 友好待人，因此我不反对这种教育，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别人可能会黑你的方法。但我们和这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使得自己变坏的现象有 着本质的区别。唐博士的主要辩护依据之一就是他有能力，所以作假说谎都是可以原谅的。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唯利是图的社会中，这种论点看上去很合理，但换句话阐述这个论据后的本质：人人都可以以任何手段达到成功，那还会有那么多人为唐博士辩护么？

还是会有，不过就不会使用这个论据了，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过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改造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游戏规则已经延续两三代人了，大家，特别是“比较成功”的那一群，或多或少的都有点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大家的背后都有着巨大的，而且是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风险。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会自然而然的让和自己利益攸关的群体承受同样的压力。为什么？政治，经济，社会用的都是同样的游戏规则，政治上来说，木子月月鸟的日记就是搅屎棍 让大家都粘点屎，保证在大家的有生之年内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经济上最好的例子就是次贷危机，为了规避风险保证持续的收益，只能把泡沫越吹越大；社会，特别是道德上也是如此，大家都不干净，背后都有点屎，整个社会就动态平衡了。看看西 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录，就知道为什么唐博士绝对不能垮 —— 更别提习储君的学历了。

但这种平衡的可怕之处在于，虽然大家所承受的风险差不多，但承受风险的能力可是不同的，这能力也不是无限的，所以总有人会先承受不住。因此无论是政客或者“成功人士”的小秘密，还是经济泡沫，就像谎言一样，需要维护成本。唐博士就遇到了说谎说不圆的问题，毕竟说谎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而无论是经济泡沫，还是道德危机，同理，也是要从某个地方开始垮的。而连锁效应所带来的后果就不仅仅是自己原本承受的那点风险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就 在如此，大家，特别是所谓“精英”，都或多或少的背了点良心债，谁都承受不起风险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就像小平同志所说一样，“让下代人解决问题”，当然，后面还有半句 —— 直到崩溃了为止。

但要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是否会经历一次道德崩溃，还真不好说。因为崩溃的前提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还存在和有效，例如经济的基本原理，政治上的互相竞争，或者社会中的基本道德。经济是不用说，市场经济几乎是自然规律，政治力量可以控制，但很难消灭市场规律。不过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两者就不好说了。因为 没有反对党的存在也就没有政治所需要的竞争，这导致我朝的领导们似乎越来越接近一种攻守同盟式的妥协，形成利益集团，大家都各自悄悄的把自己屎消化干净， 让大家都相安无事。而从社会方面来说，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和良心的存在，变成了纯粹的丛林社会，那么人们所承受的风险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什么崩溃了。

虽然在国外，但也非常不希望看到中国社会落到这种境界，这毕竟是我的国家。要找到为什么中国社会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这样的地步，罪魁祸首其实并不难 发现 —— 既然为了维稳，“社会和谐”而说谎、造谣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为了个人利益说谎，看上去也的确是没什么不妥。如果这个例子还不够，这一点在唐博士的名言中最为明显：

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 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不知道你看到这句话时想到了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形容我党的那句名言：杀一个人是犯罪，杀上百万人，最多就是个错误。唐博士这句话简直就是这句名言 在社会道德中的翻版，还更进了一步，这压根就不是错误，而是种“能力”。

从经济角度来说，唐骏的事业已经崩溃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可一点不傻，他们知道让一个不诚实的人来掌控自己的企业会有多大的经济风险，就算中国社会今 天的状态让这一点无所谓，用唐骏这个人而给整个企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会被商人所接受的。在这一点上面，唐骏除了自己，谁也怪不了。做出一个行为的潜 在效益总是会伴随着相应的风险。唐博士既然选择通过作假得到额外的好处，这行为本身就已经表示他愿意承担由此带来巨大风险。没被发现是幸运，但一旦被发 现，那有什么好说的呢， bad luck。

但更大的崩溃还在后面。

据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虽然这句话的出处有疑问，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天朝人，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在生存能力和政治觉悟上如果不能达到全球人类平均水平，也至少不能输给动物世界，否则就真的太丢脸了。

作为一个对社会学和生物学都有点知识的人，我觉得两者有着非常有着而且很紧密的联系。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型可以被看作 是人类的简化版，从最简单的自然反应来说，我们和单细胞生物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一个例子是趋温性，寻找比较适合自己的温度但又不太热的地方。在太阳暴晒下，单细胞生物会往角落里钻来躲开太阳，而我们会逃到屋檐下乘凉和吃冰糕降温。当然我们也有比较高级的地方，猴子通过打架和对上级服务（挠痒痒）来确立等级关系和往上层阶级爬，而打架失败的会被猴子其他猴子鄙视，甚至是被赶出族群；而文明的人类社会则用多数决议，共识等机制来决定领导。虽然不打架了，但最后胜出的通常还是强者。

人类和动物世界间是如此的相似，很多人也用那句疑似林语堂的话来形容今天的天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在两者间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是个遗憾。虽然我在两者间都不是专家，但还是忍不驻尝试一下，搏君一笑。

其实在政治觉悟上，比起动物世界来说我们真的强不了多 少。猴子通过打架来决定新一代领导核心，而天朝的三次核心转移分别是通过政变，天安门事件（还有装孙子的江）和私底下勾心斗角来完成的。虽然胡萝卜的隔代继承比较和平，但比起全球平均水平，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距离。而且用这种事实来分析我们和动物世界的差距有一个缺点。 这是基于共产党员来分析的,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员，特别是相信中国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屁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祖毛皇帝说过，中国有至少5%的坏人，而今天相对于中国14-5亿人来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共产党处处都彰显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因此这类分析不具有广泛性。那么天朝人和动物世界比起来又怎么样呢？

动物世界中比较聪明的弱者（非食物链顶端，个体力量很小）它们会非常自然的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动物群。这也许是横跨大陆的野马群迁徙，或者是蜂 群。动物一点都不笨，这种集体行动会给整个族群的每一个体产生相当多的好处。一是重要信息可以更迅速的在每一个个体之间传播，而这带来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生存，就少不了找寻食物和适合居住的栖息地。团结起来的群体可 以指派少部分个体去搜索这些东西而不用让每个个体去浪费时间重复劳动，节省了重要的能量，以及降低了发生危险没人帮忙的可能性。

但最重要的信息还是风险警告。一只单飞的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吃掉就被吃了。但如果是一群鸟，虽然也许还是会损失那一只鸟，但却给群体的中其他 个体提供了生存优势，让它们及时了解可能的威胁，以及充足的时间来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反应不仅限于逃跑。团结在一起的弱势群体常常能够抵御，甚至战胜比 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例如大部分牙比较厉害的蚂蚁可以吃掉小型昆虫。但就算要逃跑，一群动物一起行动也会更有效率，例如鸟的人字形飞行消耗更少能量，而邻里守望式的集体也更能保障个体间的安全。

弱者之间的联合也是一种累积智慧的方式，也就是群体智慧 —— 这已经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重合部分了。有着相同利生存和繁衍目标的生物在攸关自身利益的事宜中会使用群体智慧来做出决定。这种行为的例子包括蜂群的下一个巢须经所有探路蜂的同意。蚂蚁决定下一个巢位置的过程似乎也非常类似于此。

当然也有单独行动的弱势群体，最有意思的是新西兰本地一种叫Kakapo，不会飞的鸟，中文名叫鸮鹦鹉。在人类到达新西兰本岛之前，新西兰几乎没有哺乳动 物（除了几种蝙蝠），这就导致了像鸮鹦鹉对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拿着枪的欧洲人登陆新西兰时，他们笑傻了 —— 鸮鹦鹉甚至都不会跑，而是呆在那里不动，期待猎人没有发现它而去对别的动物下手 —— 因此它们今天几乎被杀光了。

这其实是一点读书笔记，最近对科学方面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回到话题，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 天朝人有着超强的自尊，而做伤害自尊的事情是要被诅咒的，我不敢对天朝屁民是否比不上动物世界这个问题下结论，所以这个答案留在你我的心里就行了，不需言传。

但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动物世界中的这种群体优势和互联网今天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吻合。用户创造内容是Web 2.0的重要特点，而这种内容，无论是特点，还是内容本身非常像动物群体间传播。当然，动物需要靠在一起才能传播消息，我们有互联网，坐在家里或者图书馆中就可以取得世界上最大的群体智慧数据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很多人每天通过协作等群体智慧，无偿义务分享自己的知识，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这本质上和动物世界通过分享信息来更好生存是一样的。

而信息的传播也是互联网的关键。这一点在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最为明显。Twitter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群体智慧的体现：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人们听上去像是在吵架，实际 上是在讨论问题。Twitter使用者更是明显，除去政治话题之外，分享得最多的消息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最好吃，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麻烦事，分享自己的 智慧和经验，以及使用他人智慧来解决一个可能会对广泛群体造成潜在影响的问题。更直接的例子是Twitter上曾经发出的一条消息，我暂时找不到来源了， 但大意是，当国保找某个社会人士的麻烦时，一条Twitter消息在十几分钟内就招来了十几个围观者，让试图抓住落单小鸟的国保叔叔都吃惊：“你们这究竟是什么群体啊！”

所以说这种在网上分享，传播信息的行为和人类，动物本能有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关系。很多类似于一九八四之类的反乌托邦作品中，老大哥之类的角色通常都在信息控制和性欲两个主题上做文章。《一九八四》是通过纵欲来反抗，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通过纵欲来使人忘却现实。两者的同时存在可不是什么巧合。

昨天是7月1日，芬兰法律正式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而在同一天，我们亲爱的党妈妈迎来了敏感词岁生日。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种生日，生物界的一个常识是，没有生物是长生不老的（事实上有，但那是在没有被吃掉的前提下），而党这种有生日却不想有忌日的动物，很显然和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有点像对着火星人说中文，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我期望的是，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回顾下党妈妈61年来的关怀，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社会现象，以及对互联网乃至整个政治社会的控制，而从中思考出些什么，那么离党妈妈的忌日也就更近了一步。

新西兰是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如此乐意实施排污交易计划（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的国家之一。原因有很多，一是国民本来就就比较崇尚自然和绿色；二，国家的几大经济支柱，包括农业和旅游业，均和新西兰的绿色形象息息相关。而且作为一名知道底细的地理学生，这个国家本来一点都不绿色，有些地方甚至还比不过类似于中国这种如果把火电站改成投票站，第二天就能举行大选的地方。但有时候形象和现实总会有那么点差距，而且人云亦云之后，事实还会被扫到地毯下不为人所知。

从7月1日开始，排污交易计划正式在于民生相关的主要行业，特别是能源和交通方面开始实施。排放交易本身是什么我就不赘述了，维基百科有背景知识。新西兰是西方世界中少数有此类计划的国家（其余大部分国家均属于欧盟单一排放计划下），因此世界再一次的把这个小国作为了一个新概念的实验地。

新西兰的排污交易计划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相关法案经历了两个版本（2008版/2009版），反应了从左翼到右翼政府的换届。国家党政府于2009年上台之后设置委员会审查之前版本的法案，据此提出了不少修改[pdf]，因此还未实践就已经修改过了。最明显的例子国家和每个行业的总排放量限制被撤销了，也就是说，只要付钱，愿意排放多少都无所谓 —— 政府将会无限量对市场供应每单位$25的排放权。

总排放量的设置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避免国家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指标，而是将被过去认为是免费商品的大气污染权市场化，从而给商业和污染者经济动机来降低排量。而对于一个喜欢市场经济的右翼政府来说，这种做法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它违反了市场供应规律。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经济供需原理 —— 作为商品的污染权供应量越大，相应的价格也就会降低，以至于降低对每个个体的奖励/损失价值。无限量的供应只会导致排放权的实际价值无限接近于0。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每个行业仍然需要从市场上，或者从政府购买排放权，但这样的成本可以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供应商总是处在一个更强势的地位，而且无限量的供应使得各个行业完全没有通过降低排放而在价格上取胜的动机 —— 大家都排放，除了消费者多付钱之外，各个部门的竞争对手仍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实际操作中，这实际上就把用来调节国家排污量的市场调节机制变成了一种排污税，只要交钱，谁都可以往空气里排污。这听起来非常像工党的通过大帽子的掩护来捞钱的做法，但却是实实在在来自于国家党。而更为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政府实际上捞不到一分钱。 政府对每个行业都有行业平均值60%-90%的免费排污量提供，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不需要排污行业实际负担一分钱的交易，政府还提供补助。换句话说，政府补贴的排放量将会通过纳税人的腰包付出，而剩下的部分还是由纳税人，也就是消费者通过上涨的消费品价格补贴。这不仅仅是排污税了，而是消费者通过支付排污税向各个行业进行大范围的补贴。

新西兰的最大排污行业，农业，更被允许延后五年加入交易计划，这进一步降低了计划的控制排污能力。作为新西兰主要产业，农民拥有十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从长期商业上来看，短暂的逃避只能导致未来面临更严重的挑战。农业非常依靠出口，而新西兰处在一个天高地远的位置，出口商品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长距离运输，如果外国人在购买商品时把碳排放量当作认真考虑的因素之一，像农业这样的出口依赖部门很容易崩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内的连锁反应。

毫不意外的，除了执政党，没有人，甚至包括两个极端：根本不相信全球变暖存在的行动党，和环境保护狂热份子绿党会支持这种计划。这更不受广大的民众欢迎。排污交易计划将会直接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在新西兰，运输几乎都是通过烧油来完成的，运输业成本的上涨，将会 直接导致所有消费商品价格的上扬。我已经收到电力公司的信说价格会上涨3%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环境保护的确要付出些许代价，而且大部分民众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 但这样的代价所换回的是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要怪谁呢？国家党08年选举时很诚实，明确指出上台之后会修改排污交易计划。

新西兰民众，特别是比较右翼的选民，常常认为有些职业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现实社会”的一部分，觉得这些人缺乏社会经验。这些职业包括老师（特别是大学老师），和公务员。虽然这种说法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职业的政治倾向通常都偏左，所以不讨人待见。但对于公务员，乃至于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政客，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的。虽然相对于中国的“铁饭碗”来说，一个政府职位并不和一个私有企业的职位高级多少，但两者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作人员的权利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如果你在私人企业，你想涨工资，那么你会直接找你的老板谈。虽然公务员和政客也有“老板”——“纳税人”，但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是你的老板，这情况实际上和人人都不是你的老板是差不多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出现个团体或者机构来代表纳税人。使用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政府，实际上就和自己管自己没区别。

所以一旦权力失去制约，后果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英国的议员支出丑闻烧到新西兰时，很多民众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议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吃午餐，给女朋友的海外旅行付账，甚至是给自己买A片。最近的火烧到了工党的身上，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党在执政九年期间，有至少三名部长的支出有不检点行为。其中一位Shane Jones当即无条件向公众道歉，而另一位部长，Chris Carter，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被工党党魁要求回家反省 —— 这是玩笑么？还是一个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小孩子？

在监管方面，我觉得新西兰做得并不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客几乎都是在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逃过媒体的眼睛，只有在实在太过分了的时候，例如要把议会特权延伸到议会之外时，才引起民众反感。而长期放纵政客则直接导致了权利意识泛滥。人都是贪图利益的，既然议会提供了一张信用卡，虽然规定说只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但我为啥不能用它来买A片吃午饭呢？午饭是工作午餐，爱情动作片嘛……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太寂寞了？

让我感到见怪不怪的是的是大部分政客和民众的反应，缺乏监管的根本原因因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公司会计，我因为自己的信用卡过期了，或者我暂时缺点钱，因此我从公司那里“借”了点钱出来。后来我被老板发现了，我说明情况，把钱还掉之后，我是否能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

当然不能，我多半会被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客就可以逃脱？

这种特权文化的泛滥，已经使得甚至连民众都已经认为公众人物都可以享受额外的特权了。刚开始我还感到很惊奇，特别是老牌电视主持人Paul Holmes公开在广播节目中说前联合国秘书长是“不要脸的黑鬼”时 —— 这种情况无论是放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意味着这位主持人新闻生涯的结束，可Holmes虽然也遭到了强大压力，但却可以继续逍遥5，6年，然后十分体面的退休。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英国足协主席，申请2018世界杯的大使David Triesman，因为被小报在餐馆里录下“西班牙和俄国人试图贿赂裁判”而被迫辞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新西兰的2011橄榄球世界杯大使公开说一直球队对“darkie”的数量有名额限制，却一直拒绝辞职，甚至还得到了总理John Key的支持，认为只要他道歉了，“这事就可以了了”。

我想新西兰人应该学习一下中文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地媒体stuff今天效仿英国卫报的方式，把多达1.6万页的议员信用卡开销名目放在网上让民众有机会挖出议员的脏事。这本来是一个web 2.0的好创意，按照这个网站的每日访问数量，1.6万页并不是什么大数目，每个人看一篇，早就看完了。可问题是到了现在（15日晚上8点），也就不过被翻了四千页而已，一副小国寡民，不关我事的态度昭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