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以前有一个经典案例“百度没有鸡吧”，注意那个吧带了口字旁。百度的“贴吧”中有各种各样的生肖“吧”，属龙的有龙吧，但唯独属鸡的没有自己的“鸡吧”，我今天又检查了一次，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刚被传出来时，大家都明白“百度没有鸡吧”这背后还有另一层含义，我觉得这句话至今依然正确。但经过一班blogger煽风点火，该事件被广传，不过很少有人再谈论起真正的意思了，而纠结于“鸡吧”的字面含义上。

草泥马似乎也有这样的倾向。作为“十大神兽”之首，草泥马这个词有两个源头，一是三鹿事件中的“草他妈最该负责”，二是网络低俗严打，你不准我低俗，那我换个名字，讨论下动物总不低俗了吧。但“草泥马”单独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早期的故事当中，和这马一同出现的通常还有“河蟹”和“鹳狸猿”，所以草泥马究竟是什么含义，我觉得是没有异议的。

我虽然不喜欢脏话，不过看到了那个草泥马之歌（不知道为什么作者为什么把它删了）之后也不禁低俗的笑了笑，特别是在“打败了河蟹”那一段之后。但一旦形成网络暴红现象之后，这事情似乎就变了。虽然blogger之间大多还可以明确草泥马的来历，但一般网民之间就不是这样了。很多只是纯粹把它作为一句脏话的变种，而后来增加的所谓“百度十大美食”就彻底的变成了恶搞，丢掉了原本的含义；而媒体中鲜有的报道更是不敢讨论草泥马产生的真正含义，而仅仅是将其简单归类为“恶搞”。纽约时报最近的文章还引起了“爱国者”的批评，他们口中说着“草泥马”，却说人家搞政治化，居心不良。

当然，网络暴红现象中也有不“低俗”的名词，例如正龙拍虎或者躲猫猫，但我不觉得他们的影响比草泥马大。至少就我的监测来看，我QQ里的那些群几乎从未提到“躲猫猫”，但“草泥马”却是出现在了每个群当中。

我有两个问题：1、莫非有些人真的过于低俗了？2、怎么样才能不让“草泥马”这种通俗语言在传播中变成了“低俗”？还没想好：（

我说两会是“妖魔鬼怪，砖家叫兽”一起出动的舞台是有道理的，再转两则新闻：

1、全总：有人以维权名义破坏农民工团结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9日下午表示，我们感到确有一些人，打着关心、维权的旗号，从事破坏和影响职工队伍包括农民工队伍团结统一的活动，我们一直反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在强调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同时，也提醒各级工会，要警惕这样一些会影响、破坏农民工和职工队伍团结统一的行为。

2、委员建议对民营企业高管慎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沈建国委员提出，对于违法犯罪的民营企业高管人员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需注意区分涉案的企业高管人员与企业本身，在追究个人犯罪的过程中维护企业经营、社会就业的稳定。 ……  沈建国委员提出，要实现这一目的，公安机关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在侦查过程中，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慎用拘留、逮捕等人身强制措施。

工人是我朝“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部分，属于“领导阶级”，因此当年的宪法中就顺着逻辑，没有把工人罢工的权利写进去，因为工人已经是领导人了，领导人还罢工？当然，我一直说中国的法律在理论上听上去都很好，但却没有人实行，公然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基本原则就算了，享受法外开恩优惠的居然是本应被“民主专政”的“资本家”，而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却什么都享受不到，噢忘了，享受到了下岗。

工会本应该是是一股相当重要的政治力量，因为虽然一个社会中的人都有其独特性，但职业状况却只有两种——打工的，或者是老板。作为工人阶级，他们的政治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西方，名为“工党”的政党通常都名副其实，工会通常就是这个党的后台老板。实际上在工会运动早期，其理念其实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只是后来放弃暴力革命，转走议会民主路线。在新西兰，很多工党议员都出身于工会， 最近新当选的工党主席Andrew Little也是全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The Engineering, Printing and Manufacturing Union的主席，前段时间还在youtube上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不要害怕，不要被雇主“欺负”。

而工党总理的出身几乎个个都是“苦大仇深”，小时候家里连收音机和每天的报纸都买不起，14岁就出去打工，高中都没念完……之类的故事，我记得有一个总理(Norman Kirk 还是 Mike Moore？），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是革命家形象，在议会里辩论了好几年了。不过这么多工党总理里倒是有一个十分有名的例外，前总理Helen Clark出身“富农”家庭，不过她也是除第一届工党政府外赢得选举最多总理。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其实你仔细对比，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和我D在某种程度上，其发展轨迹其实很类似。再比比：工党近二十年，议员的工会背景在逐渐淡化，而学者开始增多，最近几任党魁都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其中也并不乏真正懂经济的。听上去很熟悉？

不过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democratic socialism，而另一个，自称是最正宗，不过我觉得用dictatorial capitalism under the disguise of socialism形容比较合适。

我D的领袖，像温影帝和胡总，也是工人阶级出生的，但政党政治并不是党魁等少数几个人了算。无论有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一个政党背后总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试图给这个政党施加压力，这是正常的，因为商人也是人，人是政治动物，贫苦大众要发声，商人当然也有权力拥有自己的政治力量。在多党环境下，真正的资本家要施加政治影响力，肯定不会找工党，因为有理念上的冲突，工党也不太可能按你的要求去推广某项政策。但在我朝就不同了，不管你是标准的工厂工人，还是资本家，你的政治影响力都只能靠一个D。

和正常人一样，如果这个D是个年轻的D，那它会很有理想和抱负。但问题是，屁股在位置上都稳坐了60年了，当年的承诺也没有人再能记起，这个时候再面对商人的金钱贿赂和贫穷工人的申诉，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谁？D常用的一句话是“历史选择了D（所以……）”。It doesn’t mean anything。我还是用本地的例子，最近右翼国家党上台，多了很多新议员，虽说是右翼，但很多新议员处女演说的开头都差不多：“我生长在蓝领家庭，我知道穷人的感受，我通过自身努力到了这里……”，这是选举语言，因为他们意识到，缺了这部分人的部分支持就他们无法继续留在台上，你认为他们真会发自内心的为一般大众考虑？更别说有选择，那么也就有抛弃。

忘了是谁说的，原话大概是工会之所以是工会，并不因为“工会”这个名字，而工人支持谁，谁就是工会。其实社会[空格]主义（socialism）一样，socialism如果没有了大众基础，变成了纸上的概念，就如现在这样。我觉得现在的这个D其实是标准的右翼，而那些所谓“反动份子”，还有新闻里的提到的“维权份子”，才是真正的socialists。看看他们追求程序和社会正义，同情穷人，争取弱势群体利益，反抗权威，更极端一点的，劫富济贫——你说哪一点不是socialism？

再看看现在这个工会。

如果有话再接着写。

就如长平所说，林嘉祥/交通部派来的怪叔叔事件在网上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从流行词就可以看出，其他网络热门事件通常只会留下一个热门词，例如俯卧撑，正龙拍虎；最多也就两个，就像最近的躲猫猫和瞎子摸鱼，但林叔叔一口气就创造了好几个流行词和短语出来，我们来数数：“我就是干了”，“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怪叔叔”，“屁民”，“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

其实我一直认为林嘉祥最后被处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干了什么（干了又怎么样嘛），也不是网民压力，而是他的演讲能力实在是太优秀，你看，一鼓作气，两句话中泄露了那么多国家机密出来，真的是一字千金，每一个字都是精华。

作为两会幽默新闻的一部分，最近交通部的官员刘功臣（真是个好名字）公开为林嘉祥叫冤，具体请看新闻。当然，人人都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力，但我从内心里为功臣先生捏把汗，他显然没学到林嘉祥的教训，继续大张旗鼓的泄露国家机密，真为他的官位担心——如果你是来自门户网站的同学，炒作的机会又到了（当然，等到两会之后再炒）：

• “我觉得现在的公务员就是弱势群体”
• “目前国内整顿网络的力度远远不够”
• “网络是可以杀人的，他就是个倒霉蛋”
• “[林嘉祥事件]是受了‘仇官仇政府’网民的煽动”
• “谁不会有喝醉酒的时候呢”
• “不可能再给林嘉祥安排工作了，但工资待遇还是会保留。”
• “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后来公安局调查了156个目击者，没一个人说林嘉祥说过那样（屁民）的话。”
• ……

我觉得对党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培训基层警力，教他们怎么扑灭群体事件，而是加强保密教育。林嘉祥说出了那么多机密，但人家的确喝醉了酒，酒后吐真言，也可以理解，革命者嘛，都要酒精考验一下。再看看这位功臣先生，又没喝酒，又没吸毒，却敢在两会的大环境下如此的泄露大量国家机密，从网络监管的真实目的到朝廷对“一小撮”的真实看法，再到交通部人人喝醉过酒的事实，泄密范围之广，影响之大，真是前所未有，给党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功臣先生很明显缺乏家教，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其实这种东西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明眼人都知道，但从官方角度来看，他们更愿意掩耳盗铃，那又有什么办法。功臣先生其实根本就不用说那么多废话，他的言论都可以归根结底到一个中心思想：“公务员（更准确的来说，官员）是特权阶级，而且享受的特权还不够。”谁都有喝醉酒发脾气的时候，屁民发酒疯，掀桌子的时候可以找警察来把它们架走，但官员喝醉了发火，屁民就应该回避，要理解官员日理万鸡机的辛苦，喝醉了是可以理解的，更不要到网上去批评官员，而是理解和支持。

如果现在的中高级官员都是这种心态，如此的骄横，那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至于刘功臣言论中的种种逻辑混乱之处我就没时间评了，大家能看出来。至于林嘉祥当时有没有说过那些话，我还是认为有。原因很简单：那些话在大家还不知晓林局长的身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就算原话不是那样的，大意也应该差不远。有156个目击者没听到是没错，但设想如果是你，如果你在餐馆里听到其他桌上有人喝醉了在争论，你会可以去记他们说了什么吗？没准你根本就听不清楚那些醉醺醺的人嘴里在叽哩咕噜什么。再说如果林局长真的什么都没干，交通局处理他干嘛？那是网络，还是交通部杀了林局长？

这个标题虽然有点小学生作文的味道，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从我开始学习政治历史和制度以来，我对这个两会，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有一个疑问：作为天朝特色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为什么“最高权力机构”不是全职的，而只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段开会？你也许会说有常务委员会存在，但那不是理由，一年中不仅仅是三月才会发生国家大事，在其他时段，作为代表各地区选民的人大代表（理论上如此，当然，我没那么傻），为什么没有任何发言权？宪法第六十一条中有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大的条款，但你看见过临时召集的人大吗？我朝已经经历过无数紧急事件了，但我确实没看见过？

所以说两会的作用至今还处在橡皮图章阶段。而且在外人问我中国有没有议会时，我还得回答有，因为的确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其实这也就是两会的可爱之处，因为你是橡皮图章，除非你吃了豹子胆，你不会提出和敏感议题有关的提案（其实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行，如果你熟悉中国政治文化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但阳春三月把那些老头老太，娱乐和体育明星召集到北京浪费时间总得给别人弄点什么好玩的吧？可以把两会搞成游乐会，大家唱唱歌，跳跳舞，其乐融融，一团和谐。至于提案嘛，随便糊弄两下就行了。因此每年看两会提案和代表言论都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说好听点是好玩，说不好听点，两会实际上是面照妖镜，是妖魔鬼怪，砖家叫兽同时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

我现在收集了以下精彩言论，随时补充，如果你知道那些本应该代表草民民意的人还有什么精彩言论，不妨分享一下。

• 原统计局长李德水:中国根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
• 政协委员建议为男人设立节日表关爱 —— 一些人觉得这提议看上挺有道理，但是你应该看看正文。
• 林嘉祥是被网络“谋杀”的 —— 所以，所以我朝政府应该加强网络监管。
• 委员建议改称人民币为”中华元”有利国际化
• 深圳政协委员:将邓小平逝世纪念日设为感恩日 ——就差设立圣诞节了。

还有很多言论没那么幽默，只是纯粹无聊，我就不列出来了。这些委员给人的感觉，拿习储君的话来说，真的是吃饱了没事干。还有些人明显缺乏常识，除了那位把网民编造的卧槽泥马来源信以为真的高人之外，居然还有政协委员真的认为美国西点军校中挂得有雷锋的肖像。我今天有空，大概看了一遍那些提案，给人的感觉是，很多“代表”都缺乏最基础的经济知识或者常识。这倒不要紧，人人都有不懂的的东西，但你不懂你就得去搞懂呀，不懂还乱发言，那就真的是自己的问题了。

当然，代表在那里玩，草民也有玩的乐子（和国母有关）。

玩笑归玩笑，不过我对人大还是抱得有一定希望的。在理论和法规上，关于的人大的制度还是比较完善的。我常常说如果天朝宪法中的每一条都能认真实行，我朝没理由不成为一个强国。虽然全国人大还是橡皮图章，但市县两级的人大已经开始展现其威力，时有否决当地政府工作报告的事件。但我们不能等政治改革的到来，要自己去争取。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选举和党的控制力，全国人大如果没有外力去推一把的话，不可能从橡皮图章变成真正的议会。

近些年来已经有一些勇敢的人站出来独立参选，实践自己在选举法中应有的权力。虽然他们通常都会遭受轻则单位学校中领导的“劝说”，重则威胁和辱骂，但没有看到有人退缩。我一直认为，政治改变是从下至上，从小到大的。有些人你造成的改变并不大，但只要在改变，就等于在保存人们的心中希望。

很多人说中国社会在年份尾数逢9时会发生大事，我不知道今年是否如此，但很多有重大意义的日子的确是在9周年发生的，因此今年的整数纪念日也是特别的多。这个月（3月）除了两会之外，也是西藏敏感月，1959，第十四世逃离西藏，1989，近年来西藏最大的“暴乱”之一。当然，官方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这两天你可以在中国各大媒体上看到宣传西藏“新生活面貌”和“忆苦”的那些新闻，在“不测事件”发生之前先占领舆论。

我们中绝大部分人不是藏人，也生于1949之后，因此客观的来说，我们对西藏的整个历史问题可能并不了解。如果你生在中国大陆的话，除非你是专家，否则了解该问题的唯一渠道就是官方的宣传，但问题是，GCD的宣传真的靠谱吗？

前段时间发布《美国人权报告》的国务院新闻办最近又有了新作品，《西藏民主改革５０年》白皮书。作为不谙西藏问题的一名普通人，我抽出时间认真研究了一下白皮书内容，学习一下农奴社会的西藏有多么的邪恶和黑暗，不过结果是，我的疑问更多了。我第一眼觉得不对的地方就是这里：

历代DL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孜布”和“孜穷”，把每年对达赖的部分“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贷放给群众，牟取暴利。据１９５０年这两个放债机构账本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３０３８５８１两，年收利息３０３８５８两。西藏各级地方政府设有为数不少的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根据１９５９年的调查，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共放债粮４５４５１６４４斤，年收利息７９８７２８斤；放藏银５７１０５８９５两，年收利息１４０２３８０两。

我这人数学很差，对数字没啥概念，但认几位数还是可以的。我预期的是，放债和收利息数据位数应该是一样的，那才叫黑社会。但算算上面的统计，债粮年利息2%都不到，藏银年利2%多一点点，就算是达赖可怕的高利贷，年利息也就10%。

这篇blog本来我昨天就写得差不多了，但我一直觉得是我哪里弄错了所以压住没发，不过这问题我想了一天真没弄明白，也许原文说的是“实收利息”？就这样说吧，也许有2/3的人根本付不起利息逃跑了？但DL高利贷的实收利息数字就有问题了，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刚好收到10%？一般寺庙的放债就更是了，就算乘以个三倍，债粮年利息也就6%，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是有的一拼。再说如果2/3的农奴都逃跑还不了债，我想放债这门生意可以也没什么利益可图了。债主不能把欠钱的给弄死了，这是常识。

就算是利滚利，这个数字依然是异常的小。如果你有更合理的解释，无妨分享一下。

也许你会说，加上各种苛捐杂税，西藏农奴的负担就重了，那让我们来看看杂税：

沉重的赋税和乌拉剥削。农奴主对农奴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包括徭役、赋税、地（畜）租在内的乌拉差役。仅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２００多种。农奴为地方政府和庄园领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量的５０％以上，有的高达７０％至８０％。

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白领的话，不妨看看自己的工资单，看看除了自己的收入之外，有多少钱通过社保等各个十分有剥削嫌疑的税收给弄走了。

这让我更好奇了。我花了点时间去认真检查真理部的这本白皮书中所提供的数字：

民主改革前，十四世DL家族在西藏占有２７座庄园、３０个牧场，拥有农牧奴６０００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３３０００多克（１克相当于１４公斤），酥油２５００多克，藏银２００多万两，牛羊３００头，氆氇１７５卷。

我们来推算一下，DL的一个农奴的生产水平有多高，就按6,500人来算：

• 青稞 – 人均年贡献量70公斤
• 酥油 – 人均年贡献量5.4公斤
• 藏银 – 人均年贡献量307两

如果你需要参考数字，中国今天的人均粮食产量大概有350-400公斤左右，但50年前中国的生产力，不仅是西藏，全国都不高。我费尽全力才找到了官方报告中的一份人均粮食年产量报告，1952年西藏粮食人均年产量80公斤。根据白皮书的说法，西藏当时有10多万僧侣，有120万人口左右，就算他们1/10吧，假设他们都不能生产而统计数据算的是平均人口，除开他们之外，真正在劳动的人的年均产量也没有过100公斤。

这些数字只能让我得出一个结论 —— DL真狠啊，农奴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全搜刮走了，只是我找不到藏银兑换青稞的数据，否则我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是农奴贡献出的价值比生产出的价值还高。

有些数字如果交叉对比的话，还会产生更多的疑问。

当然，没有人否认当时的西藏是“残酷的农奴社会”，但那个时代的中国，哪里不是呢？西藏就是慢了10几年被GCD“解放”而已。我们都知道杨白劳的故事，大多数人也应该知道刘文彩，这些人在我们小时候的心目中，是贫苦人民和地主的典型，我们所听到的那些刘文彩的作为我看就和那些西藏地主差不多。在四川，甚至有刘文彩的名字吓得小孩不敢啼哭的说法。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真正的刘文彩和小时候听到的那个是有一点区别的，至于这个区别是怎么来的，我就不说了。无论你用Google还是百度搜，第一页都有大量相关内容。

我没有理由不怀疑，GCD当年在西藏做其实也就是和其他地方一样的同一回事，打地主分田地，只不过因为历史和文化原因，这个地主非常的大罢了。

当然，作为中国的边疆地区，无论是对国家利益还是地区安全来说，西藏保持稳定是有必要的，但实在是没有必要去刻意妖魔化DL。玩一些例如说DL=农奴制=邪恶之类的逻辑游戏，这样做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的各方观点又是怎么样的，实话实说就行了，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突然发现我还没对那一对兽首有什么评论，这回有了一些有趣的发展，顺便说说。

这事从一开始就和保护文物本身无关。文物本身的价值和经济价值无关，也不是说文物在原产国手上，其文化价值就会翻倍——要说保护，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某种程度上倒觉得很文物在国外更好，60年来，在这个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少起恐怖事件？

就法理上来说，我暂时看不出法国的拍卖有什么问题。是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国际公约，但国际公约不是国内法，签署国际公约并不代表这个国家会遵守，把 国际公约的精神结合到本国的国内法中，这公约才算真正的生效。政府对外有义务实行公约，但无论如何也很难干预国内法，更不太可能去干涉一个商业公司的经营 行为。

文物和收藏品之类的一样，价值是人定的。要说这对兽首本身有什么文物价值，我不觉得，但有两点很重要，它们来自于圆明园，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过（其实准确的来说并不是八国联军），这就涉及到了所谓“民族感情”的问题，而你是无法给中国人脆弱的感情订一个合理的价格的。1840情节是中国无法从心理上真正长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成天就是想着的雪耻而不是和平相处。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没什么错，但这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还没雪耻的前提就是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一截，别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欺负自己。如果是这种心态，无论别人做什么，我们总能找到“外国人在使坏”的证据；除非洋人像当年大天朝那样对咱们百依百顺，年年进贡，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强大，站起来了。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和那些使坏的“鬼子”们有什么区别？我非常不赞成“以牙还牙”这种观念，如果因为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我们就要来一个东京大屠杀，没错，我们是“报仇”了，但是，我们和我们口中的“日本鬼子”也就没有区别了。这件事也是如此，我们所应该不齿的是当年的强盗行为，而不是因为强了我们的盗所以我们也要变成强盗。用无赖对强盗，我只能说，当我们强大了之后，我们只会变成更凶狠的强盗。

我一直没怎么说这事的原因主要是，我一直感觉这种感情问题是一些媒体，甚至是五毛炒起来的。从网上的消息可以看出，有人在故意造谣。先是说“佳士得玩弄中国民族感情，故意炒作抬高价钱”，然后还有消息说铜像“就是佳士得内部的人买的”——不过现在很清楚了，是谁买了兽首，又是谁只炒作不付钱，故意抬高它们的价钱。我想说，这种玩着卑鄙技俩的小人，阻挡不了世界的和谐，也破坏不了中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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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则：城管吃烧烤拒绝买单 将店主打成脑震荡(图)

我觉得城管可以说，俺是代表国家来吃烧烤的。

常识（common sense），或者说，合理的逻辑。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今天我朝的另一个真理部，也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年一度的美国人权报告，回应美帝在其人权报告中对我朝的污蔑。我花了半个小时大概看了一遍，看后就一个感觉：美国好可怕，我们为什么还不赶快去解放被压迫的美国人民？

但我们都知道，天朝这份人权报告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去解放谁，毕竟习储君说话要算数，再说我朝还没有能力把革命输出到美国。作为对美帝“无端指责”的回应，这份报告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往“抹黑者”脸上抹黑，就能使“被抹黑者”清白。这有点像幼儿园的小朋友被老师批评一样，被批评的小朋友哭着喊着说，你看你看，某某某也一样，为什么就批评我。

既然这份报告是建立在这种荒谬逻辑上的，报告内容肯定也是如此。随便举两个文中的例子：

劳动者权利缺乏保障。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美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4%的美国人（约4000万人）读写能力不足，看不懂报纸文章和物品说明手册。

总的来说，这份报告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二流大学生写的。这个学生在交论文期限前三天才开始动笔，没有足够时间，所以先预设观点和结论，然后再网上到处搜索数据，堆积在一起就算完工了（我们赶论文时不也如此？：））。而引用的内容几乎从不给出具体出处，而给出的网站来源，有些是商业网站，甚至还有打错字的地方——要是拿给我的讲师评分，最后多半都是不及格。事实上，如果能认真写这个题目，还是能写出一些东西来的，但就如我所说，这份报告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帮美帝下被压迫的人民脱离苦海，这份报告和天朝很多外交语言一样，名义上是对外，但实际目的是给中国人看的（就像那著名的“伤害感情一说”，目的是要向自己的人民传达某种信息），所以也就无所谓了。而与此相比，美国的那份人权报告则并没有针对某一个国家。

换句话说，官方已经不好意思说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就把视线引向美帝，然后天朝子民自然而然得就忘掉了我们的问题：“看看，美国也一样，所以我们的问题也没什么好了不起的”。

我不想判断两个人权报告中的批评是否合理，因为这和我说的问题没一点关系。实话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美国的人权报告，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做好就行。所以请不要说我的“反动言论”是受了美帝影响。我所好奇的是，为什么一些同胞真的被官方的种种无赖逻辑所引导？“爱国心”作祟？美帝做什么都是坏蛋？还是真的就缺乏常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些人，包括官方，一方面试图做得很成熟，很正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一方面又对别人的话异常敏感，动不动就是伤害感情——这是精神分裂，还是心里有鬼？

但以前可绝不是这样的。就十年前，官方还会公开反驳美国人权报告中的“污蔑”，至少还有点底气，例如下面这条：

美国指责中国不尊重“公认的国际人权标准”，但是，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最少的国家，迄今只加入了1 5 个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而中国则加入了1 7 个。美国应先看看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

看看，俺比你多，俺比你好！哈哈。

这样看的话，天朝的确进步了，至少在外交文件的荒谬程度上。

几天前的新闻了，我想大多数人也应该已经看到过云南省委真理部副部长伍皓的优秀发言。但最近似乎没啥好说的，因此我今天又仔细看了一次那个访谈。

伍皓：以前我们面对这种公共舆论事件时，我们更多的，或者是常规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
第一，我们可以采取“拖”的措拖。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网友的言论是东说西说，对网友的言论可以拖，碰到新的新闻点又转移了，这是一个策略。这是很多地方处理类似事件的方法。
第二，堵。我们宣传部门还拥有一定的指挥媒体权利，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媒体都收声
第三，删。我们把网上不利的，或者是负面的言论见一条一条删掉，这也是一种做法
第四，等。这个做法是更好的做法，因为这是司法案件，我们完全可以慢慢地等司法部门调查，按照法律的程序走下来。要把这个案子办完是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到那个时候公众的知情权无法满足。

我看到这话的第一感觉就是标题中那句话。不仅如此，这也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对真理部宣传控制手法的最好概括：拖、堵、删、等，这四字诀真是精炼又准确，比那些没文化的反动分子说得要好多了，不愧是内部人士。

但为什么伍皓同志敢这样暴露国家机密？如果你了解“共产党员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句话的来源，你应该后面其实还有半句：“……但今天我不讲”，也就是说，以李总理为代表的大多数GCD员只有在对自己和D国有利，至少无害的时候，才会暴露自己的观点。因此伍皓党员的这种直白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他真正透露的消息是，真理部的手段要大升级了。

最明显的一个新手段是把五毛党运用到现实中。在网上用五毛党冒充和误导民意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这次的躲猫猫，或者瞎子摸鱼事件则是标志着五毛党的公开化和向现实生活的侵入。几个被当地宣传部门所“选中”参与调查团的“网民”，或多或少都有不同寻常的背景，很多人本身就从事媒体业。就算他们不是五毛党，也只是故意安排，换了一个名字的媒体采访团而已。

五毛党向现实中侵入的案例不止这一个。反低俗运动中那些“义愤填膺”的“网民代表”也被人发现有“双重身份“，也证明了真理部的这种手段绝不是个例。

按照官话来说，新手段对应的是新形势，那这个新形势是什么？五美分党太多？官方的解释是：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接受《春城晚报》记者专访，对于这次大胆的尝试，伍皓认为目的在于尊重网民知情权。既然网民有了解探知的愿望，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知情权。

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方式绝不止让他们组成“调查团”这一种。媒体报道，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或者一个透明的司法程序都能够很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不一定要用这种民间调查。所以真理部副部长这种说法其实间接证实了一个事实：民众无法从其他渠道满足知情权。

而这种“调查团”的方式，一没有法律基础，例如在这次事件中什么权利都没有，要见一见当事人都被拒绝，他们看到的东西可能还没媒体多；二，调查团直接受制于当地宣传部门，人也是宣传部门选出来的，因此这次选出一个记者团，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我很难不得出这个让人不安的结论：这种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把五毛党从网络上搬到现实中的创新，全方面的冒充和搪塞民意，从未把所谓民众的“知情权”放在眼里——一个简单的例子，网民早就想探知官员收入了，他们满足了吗？

至于把五毛党搬进现实中有什么好处：

今后凡有重大事件发生，都会组成由网民和普通群众参与的网友调查委员会，增加重大事件调查的公信度。

这和创造五毛党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控制不了民意，那可以去冒充民意。我一直不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管理方式，因为你虽然可以冒充民意，但真正的民意依然在那里，只是被掩盖，等待着更强大的爆发而已。自己骗自己的后果无非是让后果更严重。

别忘了俯卧撑事件也是在云南发生的，再笨的人，出了两次大事都应该能想出对策了，只是这也太缺乏新意了（见下文评论，俯卧撑在贵州）。不过往好处想……试图冒充民意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很难控制现实中的民意，特别是非网民人群的民意了。

中国媒体，特别是东方“纽约时报”（哈哈）环球时报在转述国外媒体的报道时，很常用的一个短语是“X国媒体承认我朝强大无比/诬称我朝又干了什么坏事”。我一直觉得这种表述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常识，媒体在自己的新闻报道中不会公开发表自身的观点（当然，新闻报道的倾向性那是另外回事），不会说“本媒体记者认为……”这样的句子。绝大部分被转述的“外国媒体”，你真正去查原文之后会发现，其实是那些媒体采访了某某专家，或者大学教授，然后再转述他们对事件的看法，只是到了中国之后就变成那些媒体本身的观点了。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媒体所转述的观点就是媒体的观点，不过这并不一定。有些时候媒体只提供了一个正反观点交锋的平台，在同一篇文章或者报纸内刊登不同观点。例如我以前就提到过一个案例，同时刊登的两篇不同观点评论，结果被中国媒体取了自己喜欢的那篇，然后冠以“外国媒体社论”之名。

至于这为什么……我不想发表观点，实际上是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说：）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