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新西兰地理委员会（New Zealand Geographic Board）今天决定，建议政府将北岛城市Wanganui正式更名为Whanganui。不过由于地理委员会没有权力，最终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手上，土地信息部部长有权拒绝委员会的建议。

Whanganui中间的h究竟有多么重要，我在以前的一篇blog说过，就不再重复了，简单的来说，Whanganui在毛利语中意为大海湾，但Wanganui没有任何含义。新西兰的毛利语地名中也有“拼写正确”的Whanganui，例如首都惠灵顿的毛利语就叫Te Whanganui a Tara。

不过问题是，这种事有必要吗？不管这个名字的拼法是否符合毛利语的规范，但地名是无所谓正确与否的，人们喜欢怎么叫，那这个名字就是正确的名字。再说这个地名是历史的象征，这个“拼写错误”是由于欧洲人对当地毛利语方言的不熟悉造成的，在毛利语中，wh更接近f的声音，而w和英文的发音接近。Wanganui也许不是正确的写法，但却是这一历史的体现。

再说语言是由使用者决定的，而不是通过权力强迫人们改变。当地居民已经多次通过公投的方式表示不需要更改地名，而强迫只会造成人们的反感。语言是自然演变的，这个地名的拼写是错的，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一直习惯于正确的读法。当大家都习惯了，地名自然而然地就改了。

虽然我认为这个国家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我可以大概理解“毛利语正名活动”背后的渊源。不仅是Whanganui，前段时间还有要求说要把新西兰的南北岛分别加注毛利语名称，作为正式名称的一部分。地名虽然只是一个名字，但它承载的政治和情感意义却是远超地名本身的。在中国大陆，我们有“反修大道”，“人民路”；在台湾，我们有“反贪腐大道”。

不过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地名不仅仅是政治游戏。不仅仅是毛利人的习惯，命名权通常就意味着你对这个地方的所有权，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占领一地时，都要赋予新土地和自己文化或者家乡相匹配的名字。不过对于失去土地者，要怎么保持自己和这片土地的连系？还是地名，如果一片土地是用我的语言命名的，那至少可以证明我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和那片土地有联系。不过当毛利部落用文化和语言理由要求改名时，他们其实忘了，Wanganui其实也是他们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当年称该地为“Wanganui”的部落是从南岛迁徙过来的，而这个部落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连这个名字也丢掉了，谁还会记得当年的历史？

这种正名运动，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弱者的焦躁心理，如果弱者无法拿回土地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将更可能地转向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不过问题是，这种正名运动除了精神上的满足，还有多少现实意义？

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武器是什么？男人说，是女人的命令；爱因斯坦说，是复利；中国官员说，是我的那一纸禁令，什么东西都能禁掉；而老佛爷说，有我张面子在，还需要什么武器吗？

这段时间我的Google Reader里充满了关于老佛爷六十花甲寿诞的新闻，本来不想说什么，也没时间，不过看到这个，还是忍不住了：

今日起至10月8日24时，严禁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等飞行活动。即日起至10月2日24时止，鸽子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飞行，城区部分区域内禁放风筝……据了解，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已联合发文，要求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200公里半径范围内严禁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等飞行活动。

除开动物福利不谈（例如半个多月不让鸽子飞会对鸽子造成什么影响），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禁止放飞鸽子的禁令，毕竟是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参加阅兵的飞行器都是低飞。世界上大部分机场对周边地区也有类似的限制。不过问题在于，机场周围的限制也就在于饲养而已，野生的鸟类是管不了的，因此稍微大一点的机场都有驱鸟设备。

对北京来说，在市区范围内，我们可以用人管住那些不听话的鸟儿，可在此之外的怎么办？要如何让鸟儿理解中央的最新指示？鸟儿可没有中国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也许乌鸦除外），如果一群张家口的鸽子什么的闲得无聊，要去天津看看海，他们肯定是飞直线，而不会照顾老佛爷的面子，绕着京城走。

所以我要慎重提醒北京方面，你们忘了颁布一条禁令，禁止外地鸟人入京。

另外一点值得说的是禁飞区范围 —— 以天安门为中心的200公里半径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你的电脑上有Google Earth，无妨试一试，这包括了北京市，天津市全境和河北省至少2/5的土地。总范围12.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1.5%。如果你需要对比，巴格达国际机场是世界上空中安保最严的地区之一，可这个机场的保卫半径也不过10-20公里左右。

当然，我不是说国庆要门户大开，不要安全保障了。全国各地都在喊“严防死守保国庆”，可问题是，就像球场上要防守对方球员的进攻而不是裁判一般，要防守，总得要说一个防守的对象吧？如果要防的是“国际反华鸽子”，那就请告诉全国人民，这股势力叫什么名字，领导鸽是谁，有什么样的邪恶计划，全国人民才能共讨之。

可现实是，至少从现在看上去，全国各地的鸽子都遭到了同样的待遇 —— 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情报部门能力太差，不知道防守对象是谁；或者，另一个让我不愿意看到的结论：每个人都是他们的防守对象。

《地球是平的》一书作者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其中提到，民主不一定比独裁好，特别是当独裁者是一个“开明”（enlightened）的政党时。他用了中国和美国的例子，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中国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而美国的一党民主却导致了现在的反对党共和党为反对而反对，拖慢了效率，导致一些政策不能尽快实行。

网民评论说，“中国人民从此又多了一位老朋友”：）

独裁者中确有“开明者”，英文中也有”Benevolent dictatorship”（我倾向于翻译为“亲民独裁”）这种说法。亲民独裁者虽然通过不民主的手段上台和维持政权，但它仍然使用拥有的权力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自己。

但我觉得首先需要明确的两点，一、历史告诉我们，不管独裁者是否真的亲民，他们都会试图把自己打扮得亲民（而且还有一个特点，这些独裁者通常都会把民主和混乱，无秩序联系在一起）；二、独裁者的利益有时候和被统治者并不冲突，例如“人民专政”的说法，但这不意味着独裁者和被统治者就属于同一群体了。明确这两个问题就好说了。

独裁政治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推行政策。如果这项政策是有利的，那么收效也会快很多。但这种速度也是有代价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代价。随便举个例子，大家都在拿中国每年8%的增长率和外国做比较，但这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花了多少年时间甚至是人命的代价来等待一位“开明”的独裁者？

独裁政治下的政策可以造福民众（暂且不论事实并非一直如此），但那不意味着这就是那项政策的初衷 —— 一个简单的测试，如果这位独裁者老了，下台才是对人民最好的选择，他会自愿选择下台吗？

等待独裁者突然良心发现，这有点像古时候等待“圣上英明”一样，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朝代都的确有那么几个英明的君主，他们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但问题是，别说皇帝并非个个都开明，就算是开明的皇帝，老了也有昏庸无能的时候，那么现在，你是选择，在混乱，残酷中等待下一个开明的独裁者，还是自己动手，把这些独裁者去掉？

我想任何一个运作正常的社会，都会选择后者，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如果推翻的是一个独裁者，那么人们迎来的将会是混乱，没有安全感和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停滞。但如果推翻是一个民主系统下的政党，你所需要做的仅仅就是投票而已罢了。

其实我并不是完全反对Friedman的意见，一党民主的确不如一党专政。前提是，民主是什么含义 —— 我从不将民主理解为一人一票，背后的运转机制比这要复杂多了。但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政党的目存在的目的都应该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仅仅是为了要上台。大部分人只看到政党交替或者联合政府所带来的政策不一致性和社会不稳定，但却忽视了，这其实给了不同人群的观点和智慧一个施展的平台，而不是只是只有一部分的人观点得到了支持和实行。

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一党民主和一党独裁没有什么区别。新西兰10多年前的选举制度改革，推行联立制的目的之一就是就是为了增加议会中不同的声音，避免大选之后的“三年独裁时期” 。而且从此之后，议会中再无一党独大的现象。可是——新西兰又将面临另一次改革，不过这一次是往回走，政府试图改回一党独大的制度  —— 如果你来自新西兰之外，也许也许你想知道，本国现在的政府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均属右翼。发现什么了没？

从我的论坛时代开始，我就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那个时候比现在难受多了，如果你的文章里有一个敏感词，服务器可不会自动帮你处理掉这个词语，而是直接给你个通知，叫你消除敏感词再发。有时候把自己的文章通读了10遍，都搞不清楚究竟是哪个词犯了名讳，结果在他人的指点下，才发现原来是审查程序不喜欢“亲口交代”四个字。

这种弱智般的言论审查闹出了很多笑话，例如有网站上的文章就宣称：“拥护中国敏感词的领导”。

至于这种语言审查的动机，背后其实是一个很老的语言问题。和新语的逻辑差不多，如果我们的语言里不再有“造反”这个词，统治者就认为人们再也不会明白“造反”的含义，以至于亲身实践了。

但至少就我看来，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新语里的bad由”ungood”取代了，但意思还是那一个。“共产党”变成了“敏感词”，但语言是人创造的，我们还有GCD，共匪，镰刀斧头帮 …… 在实际操作中，我觉得关键词审查的目的更像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些词语的含义。我就常常有这个感觉，看到某个词被审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还有这个含义啊！”。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我最近在看前一个月没有时间看的GReader项目，有几篇很有趣的文章。

第一个是有好事者写了个脚本，在Google.cn里搜索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发现有11天会引发Google“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样的的通知，也就是说，一年有3.01%的时间是需要注意言行的。

这11个日期里包括显而易见的6月4日和7月5日。但其余9个我却一无所知。查了一下维基百科，有几个日子和中国有些关系，但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日期和蒋经国的忌日都被敏感化了，这就有点让人不好理解了。我估计是因为搜索结果中会出现被审查掉的网站，而不是因为日期本身敏感 —— 不过这也显出，这种审查究竟有多么荒唐。

第二个是最近的造字运动。最近心情不好，不过看到网民造出的每一个字都能让我开怀大笑。这里发一个，其他的在这里。

好主意。以后就用这个字了。

1. 宪法里明明写了“人民有言论自由”，都写在上面了，那当然就是有言论自由了。
2. 我们有的是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我们不希望中国像那些过于自由的国家一样乱。
3. “我们今天能够平等，坦率地在这里交流，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4. 中国人也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前骂美国总统，你怎么就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呢？
5. 我说“中国不缺乏言论自由”，又没说“中国人不缺乏言论自由”
6. 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压迫，而是因为他们文化程度太低。
7. 但无论怎么说，你也不能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啊，你太片面了！
8. 虽然只有部分，一些中国人有言论自由，但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程度依然是世界第一。
9. 那些不同意这句话的文盲都被我们“管理”起来进行再教育了。
10. 在外交场合，屁股决定脑袋，所以我们只是开玩笑的。

我承认我很不要脸的偷了连十条的格式：）

如果你不知道标题那句话是哪里来的，请看这里。

网络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让我坚持公开，透明这两个原则，常常和我聊天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句口头禅就叫做“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公开其实是一个不太合适的词，我心里想到的是英文“open”，其中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包容，例如“open for suggestions/critisms”。这个年代，要想彻底隐瞒一件事是件颇有难度的事情，因为你常常会发现，你对你自己的了解，甚至还没有Google对你的了解多。因此与其去做无用功，还不如大方的欢迎别人来评价。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做了亏心事，每个人都会很自然的想着要隐瞒这些事情，实话说，我也会这样，这很正常。但问题是，比起时候费尽心思隐瞒而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不做那些亏心事呢？试图用权力和暴力来消除那些人不光彩的一面，改写历史，都已经被无数次的证明无效了，可总有人一次又一次的白费这个力气。

是的，我说的就是被非法拘禁的那几位网民，和他们所“诽谤”的那个案子。因为人还在他们手上，我有点担心网上过度的反应会对他们不利，所以我不敢说多了，可这一次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六个人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相对于14亿人口来说，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这六位网民是他们的儿女，父母，或者兄弟姐妹。这六个人当中也有我在Twitter上的朋友。但不管他们和你的距离有多远，有多么的不相关，可别忘了，他人今天的不幸，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如果今天不为他人呐喊，明天就没有人会来帮你。

我们厌倦了听那些过时的理由，“这是体制，无法改变”，什么是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当你对那些靠“体制”，“权力”施行罪恶的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你就相当于对这个所谓“体制”投下了赞同票。事实已经证明，仅仅是网络本身，就已经可以对现实产生直接的，正面的影响，例子不胜枚举。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简单，很有效，就是不要放弃关注这个案子，我承认在网民被捕之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案子，但感谢福建警方的提醒，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忘掉了。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妨Google 搜索一下某些关键词，看几篇文章，保持自己的关注。

如果你愿意做更多，不妨给那些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而身陷囹囫写一封信，寄张明信片，让他们知道，他们永远都不孤单。

警告：内容恐怖，心理承受力不佳者就不要继续看下去了。

《盛世中国》

李发模 （《人民日报》 2009年7月13日 20 版）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党，是共产党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姓，是老百姓

中国有一座最大的城，是众志成城

中国有一颗最大的心，是万众齐心

万众齐心是最高的城

众志成城是最大的真

泰山昆仑立地顶天是咱共产党

长江黄河奔流不息是咱老百姓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爱，是仁爱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人，是天人

中国拧一股最大的劲，是团结奋进

中国忙一个最大愿景

是和谐太平

和谐太平是最大的爱

天人合一是最大的仁

大美大德龙飞凤舞是咱华夏美

大仁大道与时俱进是咱神州魂

就像那鱼儿恋江海

是共产党与咱老百姓

就像那蜂蝶唱阳春

是咱盛世这大中国

十三亿笑脸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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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不缺乏文人，但比文人更不缺乏的，是御用文人。说实话，看完这种“诗”之后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因为这东西太让人掉下巴了，你只能从心底彻底折服于这种诗的作者，然后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仿写。

我倒是有个建议，文学不是有各种流派么，我觉得王兆山，喝彩党亦菲等文人已经足够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足够自成一派了。而简单的把这些文人归于五毛党名下，实在是太委屈他们了，诚实的说，他们比五毛党还是要有文化点。

其实这样的派别已经成立了，我就依他们共同参加的组织，作协，叫他们作协派好了。大家定期开会，交流工作经验，还有纳税人给他们发的工资，这中国历史上文人生存的环境，可能就属现在最好了。

我一直没有说这个事，因为民族问题的复杂程度绝对不是我可以说清楚的。特别是民族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常常是非理性的，虽然听上去很暴力，可实际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用理性的语言来对付非理性，还不如直接用拳头说话来的有用（实际上这更靠近民族主义者的思维）。但无论怎么说，逝去的人们是无辜的，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

新疆和西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其人口，在西藏，藏族依然是主体民族，但在新疆，由于几十年来的移民和经济开发政策，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了新疆。当你身处在乌鲁木齐时，你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和中国其他省会城市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任何“海外”的“反动组织”都无法像达赖一样叫汉人撤退，因为人们没有地方退 —— 有些汉人家庭在新疆已经是第三代或者更久了，新疆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要往哪里撤？这种现象在西方的殖民国家，例如新西兰，其实也存在，毛利人无论再怎么说“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家园”，但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和平共处。

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惠及其他民族，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所得到的利益并不相等 —— 虽然政府政策的本意可能的确不是如此。但沿海地区的发达，甚至新疆内部之间维汉两族之间的经济差异，自然而然的会让其他民族累积更多的怨恨。但这样的发展不均现象是你（当然我假设你是汉族），或者我造成的吗？很显然不是，我们也没有说话权。有句话说，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容易，但恨一个身边的人却是最容易的。 当我们拿周围的人发泄不满时，背后的问题被忽略了 —— 我们其实都被关在同一个牢笼里，真正造成民族间矛盾的那个祸首却依然在逍遥中。

一个明显的例子举是禁止封斋，特别是禁止官方部门和政府相关的维族人士封斋。这条消息的来源是“反动网站”，国内的读者打不开，但我相信这报道是基本属实的，因为这样的蠢事共党干了绝对不止一次，另一个比较有名的蠢事是在西藏阻止藏民焚烧自己的皮草。

这给其他民族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 如果他们想在政治方面获得自己的影响力，就不得不被强迫在民族信仰和习惯上做出一定程度上的牺牲。

其实我相信共产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本意并不坏，但由于这个党的本质，我党和宗教，信仰，民族这些问题天生就是不兼容的。一个坚信无神论的党，他只能理解到物 质层面的东西，对于种族和信仰问题，他只懂，也只能用物质层面的观点来解读，这件事究竟是“利我”还是“不利我” —— 鸡同鸭讲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民族信仰和习惯是用多少钱，考试加多少分都换不回来的。

但民族政策的关键在于公平和公正，而不是用政策偏袒一方，否则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其他民族认为是被施舍，而且造成了对主体民族的依赖，敢怒不敢言；而汉族也迁怒于少数民族，认为他们获得不应得的特权，造成了不公平。

我说这话可能很多人不爱听，但我觉得汉族对其他民族这种居高临下的做法，是发自内心，有民族性存在的。在新疆对于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歧视，例如同工不同酬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在一些城市被提醒要当心维族小孩偷东西时，却很少有人去认真追究这些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城市偷东西。

在国内，我会认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单一民族的环境下，认识不到其他民族的存在，或者是他们只出现于书本之上，因此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无知。这也就是为什么爱国愤青最爱用“你是不是中国人，不是就不要用汉字！”这种话的原因。可就在海外，当自己都成了少数民族，但很多人心态依然还是“犯我强汉者必诛”。网上那个笑话：“1、我反对种族歧视；2、我讨厌黑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

其实这种事情说来很简单，在国外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份子，我要的很简单：平等对待，平等机会。而我绝不会要施舍和怜悯。

这两天我看了一些关于北大新闻系学生自杀的消息和评论，我正好知道一位来自那个新闻系的blogger，所以关注了一下。至于新闻本身，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我不是很熟悉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过媒体和自杀倒是我一直想闲聊的一个问题。

新西兰的自杀率【PDF】非常之高（万分之一点三左右），和中国处于差不多同一个水平，但新西兰对于媒体报道自杀问题限制又是最严格的，在一般的新闻中，你几乎看不到对于自杀的报道，除非自杀的人是明星，或者自杀的行为和重大犯罪有关。不过实际操作中，前者很多，但后者非常罕见。

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决定媒体是否有权报道自杀的官员是谁，我也是学习之后才知道的 —— 是验尸官。根据验尸官法（the Coroners Act 2006），是否把一起死亡事件的细节“释放”（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授权”）给媒体报道，最终决定权在验尸官的手上。媒体在没有验尸官的许可下，只能报道死者姓名，职业和地址，而其他资料必须依据验尸官提供的证据，否则连“自杀”这一基本事实都不能公之于众。

这种严格限制有很多原因。第一是个人隐私，这个是个相当严肃的问题 —— 无论你怎么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无论自杀者的想法是什么，但他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虽然可惜，但自杀终归还是个人的选择，而就算是逝者，也应享有隐私权。因此，要把这种个人选择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成为可以报道的新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个原因逻辑我不太明白，维护这条限制的人说，限制报道自杀案件可以降低自杀率。我想这一点已经不攻自破了，新西兰的自杀率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三，而且就我的观察来看，这种限制导致了一半民众对自杀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基本认识。因为新闻里没有，万分之一的比例虽然在自杀问题上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的机率还是很低的，这直接导致了这个社会几乎很少有人谈论自杀，大家都瞒着不说，导致真正想轻生的人无法公开寻求帮助。

不过无论是什么限制，有一条是一直受保护的 —— public interest，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在半个世纪前，单独的自杀也许是死者个人的选择，但现在，当自杀已经变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之后，这就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了，至少我认为公开自杀问题有利于公众利益。

在中国，这个情况更加复杂了。不仅有“正常”的自杀，还有“躲猫猫”式的“自杀”，自杀案件的报道又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让官员隐瞒细节，那么意味着我们也许放过了一个本应该坐在监狱里，却坐在主席台上的人 —— 但中间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中间牵涉到了犯罪问题，那当然，全面的公开报道有助于推进社会正义，但万一不是呢？万一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呢？或者只是某个机构或者组织很爱面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做错什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界限，什么是公众该知道的，什么是个人隐私，而又让来谁决定这些问题？交给验尸官来决定肯定不是一个好主意，验尸官的专业知识可以决定死者的死因是否是“自己造成的”，但绝对没有判断死者是否会引起公众兴趣这种专业知识。

让我们来看另一种情况 —— 验尸官是验尸的，包括自杀者。但自杀者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还有一种人叫“自杀未遂者”。因为其不用经过验尸官的……（手下？），因此媒体对自杀未遂事件的报道没有限制。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自杀未遂者很难称得上是公众利益而必须要作为新闻播出，但今年初Tony Veitch，TV ONE体育主持人的自杀未遂报道给了我们一个窗口。Veitch曾被多次报道试图自杀，包括吃安眠药和憋在车里灌汽车废气。一些人认为，这种大面积，头条报道产生了两个问题：

1. Veitch当时因为攻击前女朋友而被起诉，其自杀行为的公开造成了一些人的同情。
2. Veitch 作为一名知名人物，他的行为可能会起到“带头作用”。

我不同意第二条，但第一条是确实存在的。媒体在报道自杀问题上是否可以信任，我持相当的怀疑态度。Veitch作为一名知名人物，在案件高潮期，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头条新闻，而大面积报道他的自杀，媒体的动机也许就是抢新闻而已。

我认为报道自杀不会引起模仿者，但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则会，所以把决定报道的权利全交给媒体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很难证实，因为通常没几个自杀者会在遗书里写下“我是看了某某媒体报道”才自杀的。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不仅是证明报道会导致模仿者，而是要找出什么样的报道会导致模仿者的出现。

但无论如何，对现在这种报道限制的开禁是有利于公众利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公众有知情权。虽然不负责任的报道很可能会导致模仿者，但反过来，负责任的报道则应能起到相反的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