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有网友建议说，对各种事故、自然灾难可以使用新的分级方法。除了传统的“大中小型”灾难，对于毁灭性的灾难，所谓“百年一遇”甚至更罕见的灾难，可以新建一类别，名为“兴邦级灾难”。很明显，这个分级是根据影帝温的“多难兴邦”名言产生的。影帝的话会这样被网友奚落讽刺是有原因的。其实至少就我的看法，多难兴邦这四个字一点都没错。但前提是，如果对这四个字的理解就停留在其表面，觉得哭一下，网页全部变成灰色就可以兴邦了，而不去理解多难为什么兴邦，那么不仅无益，更会让人们逐渐活在自己构建的感情中，脱离现实问题。

我们哀悼逝者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于哀悼。我常常说，就算我们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句话是事实，那么我们至少也应该达到人类本性所要求的最低水平。从生物学上来说，人类对同类的哀悼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哀悼和葬礼可以重建社会秩序和关系网，填补因为逝者而带来的阶级地位真空，防止因死亡造成群体内乱；以及对死者表示敬畏、用哀悼，埋葬尸体等方式保护还生存着的个体不受尸体带来的疫病侵袭，避免死亡再次发生。

如果把我朝人民和动物界的动物相比犯了大不敬，那我收回刚才的话，换个例子。被抹黑了近一百年的李中堂李鸿章在遗折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渝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后面一段话比较好理解，关 键是在前面的“殷忧启圣”。文言文不是我的长项，所以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我的理解是，殷——“多、深”，殷忧——“多忧”。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 是，太多的忧患可以激励、启发民智，出现“圣人”。当然，圣人是文言文的说法，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大概就是才德兼备，有能力、有魄力解决困难中显现出的种种问题，从而 “兴邦”。

五一二地震后，我是强烈要求国家降半旗的众多网民之一。但我今天有点后悔。如果哀悼日的意义变成了流点眼泪，增强“凝聚力”的宣传政治工具，那意义不仅全无，而且还会带来反面的危害，更是对逝者的羞辱。其实兴邦级灾难在神州大地上一点都不罕见，都不用追朔到几十年前的超级兴邦级自然灾害了，就这两年，南京大爆炸，奶粉危机，石油泄漏，全国多处的幼儿园屠杀事件，无论是哪一个，那规模都是兴邦级的。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灾难的大小不是按死亡人数的多少来算的。一千条人命是命，一条生命也是生命。

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在地震后官方不得不低头，第一次为普通民众举国哀悼，下半旗致哀。在那个时刻，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让人们感觉到，这个 国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共产党的。虽然进步的来源不是自己的自觉，而是外部压力。在这之后的兴邦级灾难又有玉树地震，以及今天的甘肃舟曲。每一次都是举国哀悼，但除了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我们还做到了什么？你知道那些事件中的责任人最后下落如何了吗？“有关部门”都采取什么步骤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实话说，对于那些小型兴邦级灾难，每个人都在像比赛一样看谁遗忘得更快。在中国做官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总有一件更大型的灾难来转移注意力。泥石流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追究南京大爆炸的死亡数字是否真实，奶粉导致婴儿早熟调查报告将会在今天公布。只有当灾难太过于兴邦，我们遗忘的速度才能减慢。例如我还记得五一二地震后“让灾民安居置业，考虑到了自然灾害的城市规划，更好的房屋质量”这样的诺言。不过今天发现那只是说说而已罢了，真的需要考验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又露馅了。

如果说地震还有些天灾的因素，在舟曲发生的泥石流，可以说，那些同胞真的是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了经济发展，修一座小水电，往江水里倾倒一点建材或许看上去影响都不大，可如果是每个人都这么做呢？这简直是这个社会的最好诠释，每一个人的不作为，甚至是一点小恶，埋下了一颗迟早会爆炸定时炸弹。为了经济利益，多次、小量的放弃自己权益，每一次看上去都觉得一点牺牲基本无害，可以放弃。不过生命，乃至人性就是在这样不经意间一点点逝去的。

如果你是真心对舟曲死难的同胞感到悲伤，那么请你在默哀时想一想：如何才能让上千条人命的逝去有价值？如何才能阻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你，又能做些什么？

永远不要放弃问为什么。

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陈玉莲。被打了16分钟的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说，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南京日报 via 163.com）

当然，大部分看客是把这故事当冷笑话看的，这我可以理解，这事件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黑白红色革命片，片中偶尔会出现皇军和皇协军互打，皇协军把皇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场面。导演为了体现红朝伟大，一般都把这种场景处理得非常喜剧化。官夫人被打事件也有着类似的喜剧感。但我不太能够理解的问题是，媒体是怎么选择“误打”这个词的？在国外那么多年我的中文也许退步了，所以如果我说错了，请大方指出我的错误。但“误”打这样的词语所暗示的是，至少就大众舆论而言，“打”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错的，这一次是因为打到官夫人了，所以“打错人了”。但既然有打错的时候，那么当然也就应该有“打对”了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打对”了？这事不能说太细。

作为官方，在不在乎这种逻辑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枪杆子在他们手里，就算国家机器明天在你头上撒泡尿，说你活该，凭你一己之力，是绝无法改变现实的，所以逻辑漏洞再怎么严重，现实意义也不是很大。但问题在于，这两天看新闻和媒体的反应，广大屁民能够真正读出这其中逻辑问题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像是事不关己一样看热闹。反倒是地方媒体的写手更敢于指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有消息说这位官夫人的确和访民有点联系，所以说便衣并没有“打错”。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件事，警察是打对了，还是打错了，其实并不重要。想象一下，假设陈玉莲的确是访民，就算她真有天大的冤屈，湖北警方会出来承认打错了吗？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而若她不是访民，官夫人的牌子也是正宗的，被“误打”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陈玉莲虽然有官夫人的牌子，但却没有把这块牌子挂在脖子上，而至于打对打错，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全看情况而定。我相信很多海外华人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虽然大部分天朝屁民，特别是比沿海城市落后的内地城市，还是有“崇洋媚外”倾向，对代表着富裕和金钱的洋人有种种优待，但“假洋鬼子”却很难轻易享受到这些优待，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假洋鬼子没有那块牌子 —— 白皮肤蓝眼睛。

如果是一个官僚系统，共产党的人有这样的思想，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官僚们本身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基础。但对广大天朝子民来说，这种唯权力，金钱是从的思想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迈向丛林社会的关键一步，在道德层面上，这显现出无论我们平时怎么骂共产党，但在内心里，我们还是承认，甚至赞成我党的种种思想的。共产党法力再大再无边，教民也没也过天朝人口半数。但有了一个个的小而平凡的共产党员，我教今天才会如此的有市场。

我原来以为唐骏的事情将会很快结束 —— 因为这事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野鸡大学文凭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不然唐博士也就不会连毕业论文都拿不出了。而且不论野鸡大学本身是不是存在，在美国多个州， 只是使用如此文凭就已经构成了伪造文书罪。若是在求职时作假，例如像唐博士那样声称拥有自己并没有的学历，那更是犯罪行为，在新西兰，就 曾经有人因此而坐牢。可现在这种情况着实让我惊讶，一个公开说谎且不承认的人，不仅没有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反而还有不少人支持。这不是什么需要 大学生才懂的高深道理，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教过孩子不能说谎。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是非问题了。

但我相信很多父母也教过，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点小动作，只要不太过分，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世界上没一个社会是可以纯洁得人人都按照规则办事，大家都 友好待人，因此我不反对这种教育，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别人可能会黑你的方法。但我们和这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使得自己变坏的现象有 着本质的区别。唐博士的主要辩护依据之一就是他有能力，所以作假说谎都是可以原谅的。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唯利是图的社会中，这种论点看上去很合理，但换句话阐述这个论据后的本质：人人都可以以任何手段达到成功，那还会有那么多人为唐博士辩护么？

还是会有，不过就不会使用这个论据了，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过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改造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游戏规则已经延续两三代人了，大家，特别是“比较成功”的那一群，或多或少的都有点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大家的背后都有着巨大的，而且是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风险。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会自然而然的让和自己利益攸关的群体承受同样的压力。为什么？政治，经济，社会用的都是同样的游戏规则，政治上来说，木子月月鸟的日记就是搅屎棍 让大家都粘点屎，保证在大家的有生之年内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经济上最好的例子就是次贷危机，为了规避风险保证持续的收益，只能把泡沫越吹越大；社会，特别是道德上也是如此，大家都不干净，背后都有点屎，整个社会就动态平衡了。看看西 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录，就知道为什么唐博士绝对不能垮 —— 更别提习储君的学历了。

但这种平衡的可怕之处在于，虽然大家所承受的风险差不多，但承受风险的能力可是不同的，这能力也不是无限的，所以总有人会先承受不住。因此无论是政客或者“成功人士”的小秘密，还是经济泡沫，就像谎言一样，需要维护成本。唐博士就遇到了说谎说不圆的问题，毕竟说谎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而无论是经济泡沫，还是道德危机，同理，也是要从某个地方开始垮的。而连锁效应所带来的后果就不仅仅是自己原本承受的那点风险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就 在如此，大家，特别是所谓“精英”，都或多或少的背了点良心债，谁都承受不起风险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就像小平同志所说一样，“让下代人解决问题”，当然，后面还有半句 —— 直到崩溃了为止。

但要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是否会经历一次道德崩溃，还真不好说。因为崩溃的前提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还存在和有效，例如经济的基本原理，政治上的互相竞争，或者社会中的基本道德。经济是不用说，市场经济几乎是自然规律，政治力量可以控制，但很难消灭市场规律。不过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两者就不好说了。因为 没有反对党的存在也就没有政治所需要的竞争，这导致我朝的领导们似乎越来越接近一种攻守同盟式的妥协，形成利益集团，大家都各自悄悄的把自己屎消化干净， 让大家都相安无事。而从社会方面来说，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和良心的存在，变成了纯粹的丛林社会，那么人们所承受的风险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什么崩溃了。

虽然在国外，但也非常不希望看到中国社会落到这种境界，这毕竟是我的国家。要找到为什么中国社会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这样的地步，罪魁祸首其实并不难 发现 —— 既然为了维稳，“社会和谐”而说谎、造谣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为了个人利益说谎，看上去也的确是没什么不妥。如果这个例子还不够，这一点在唐博士的名言中最为明显：

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 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不知道你看到这句话时想到了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形容我党的那句名言：杀一个人是犯罪，杀上百万人，最多就是个错误。唐博士这句话简直就是这句名言 在社会道德中的翻版，还更进了一步，这压根就不是错误，而是种“能力”。

从经济角度来说，唐骏的事业已经崩溃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可一点不傻，他们知道让一个不诚实的人来掌控自己的企业会有多大的经济风险，就算中国社会今 天的状态让这一点无所谓，用唐骏这个人而给整个企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会被商人所接受的。在这一点上面，唐骏除了自己，谁也怪不了。做出一个行为的潜 在效益总是会伴随着相应的风险。唐博士既然选择通过作假得到额外的好处，这行为本身就已经表示他愿意承担由此带来巨大风险。没被发现是幸运，但一旦被发 现，那有什么好说的呢， bad luck。

但更大的崩溃还在后面。

据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虽然这句话的出处有疑问，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天朝人，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在生存能力和政治觉悟上如果不能达到全球人类平均水平，也至少不能输给动物世界，否则就真的太丢脸了。

作为一个对社会学和生物学都有点知识的人，我觉得两者有着非常有着而且很紧密的联系。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型可以被看作 是人类的简化版，从最简单的自然反应来说，我们和单细胞生物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一个例子是趋温性，寻找比较适合自己的温度但又不太热的地方。在太阳暴晒下，单细胞生物会往角落里钻来躲开太阳，而我们会逃到屋檐下乘凉和吃冰糕降温。当然我们也有比较高级的地方，猴子通过打架和对上级服务（挠痒痒）来确立等级关系和往上层阶级爬，而打架失败的会被猴子其他猴子鄙视，甚至是被赶出族群；而文明的人类社会则用多数决议，共识等机制来决定领导。虽然不打架了，但最后胜出的通常还是强者。

人类和动物世界间是如此的相似，很多人也用那句疑似林语堂的话来形容今天的天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在两者间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是个遗憾。虽然我在两者间都不是专家，但还是忍不驻尝试一下，搏君一笑。

其实在政治觉悟上，比起动物世界来说我们真的强不了多 少。猴子通过打架来决定新一代领导核心，而天朝的三次核心转移分别是通过政变，天安门事件（还有装孙子的江）和私底下勾心斗角来完成的。虽然胡萝卜的隔代继承比较和平，但比起全球平均水平，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距离。而且用这种事实来分析我们和动物世界的差距有一个缺点。 这是基于共产党员来分析的,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员，特别是相信中国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屁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祖毛皇帝说过，中国有至少5%的坏人，而今天相对于中国14-5亿人来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共产党处处都彰显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因此这类分析不具有广泛性。那么天朝人和动物世界比起来又怎么样呢？

动物世界中比较聪明的弱者（非食物链顶端，个体力量很小）它们会非常自然的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动物群。这也许是横跨大陆的野马群迁徙，或者是蜂 群。动物一点都不笨，这种集体行动会给整个族群的每一个体产生相当多的好处。一是重要信息可以更迅速的在每一个个体之间传播，而这带来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生存，就少不了找寻食物和适合居住的栖息地。团结起来的群体可 以指派少部分个体去搜索这些东西而不用让每个个体去浪费时间重复劳动，节省了重要的能量，以及降低了发生危险没人帮忙的可能性。

但最重要的信息还是风险警告。一只单飞的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吃掉就被吃了。但如果是一群鸟，虽然也许还是会损失那一只鸟，但却给群体的中其他 个体提供了生存优势，让它们及时了解可能的威胁，以及充足的时间来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反应不仅限于逃跑。团结在一起的弱势群体常常能够抵御，甚至战胜比 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例如大部分牙比较厉害的蚂蚁可以吃掉小型昆虫。但就算要逃跑，一群动物一起行动也会更有效率，例如鸟的人字形飞行消耗更少能量，而邻里守望式的集体也更能保障个体间的安全。

弱者之间的联合也是一种累积智慧的方式，也就是群体智慧 —— 这已经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重合部分了。有着相同利生存和繁衍目标的生物在攸关自身利益的事宜中会使用群体智慧来做出决定。这种行为的例子包括蜂群的下一个巢须经所有探路蜂的同意。蚂蚁决定下一个巢位置的过程似乎也非常类似于此。

当然也有单独行动的弱势群体，最有意思的是新西兰本地一种叫Kakapo，不会飞的鸟，中文名叫鸮鹦鹉。在人类到达新西兰本岛之前，新西兰几乎没有哺乳动 物（除了几种蝙蝠），这就导致了像鸮鹦鹉对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拿着枪的欧洲人登陆新西兰时，他们笑傻了 —— 鸮鹦鹉甚至都不会跑，而是呆在那里不动，期待猎人没有发现它而去对别的动物下手 —— 因此它们今天几乎被杀光了。

这其实是一点读书笔记，最近对科学方面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回到话题，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 天朝人有着超强的自尊，而做伤害自尊的事情是要被诅咒的，我不敢对天朝屁民是否比不上动物世界这个问题下结论，所以这个答案留在你我的心里就行了，不需言传。

但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动物世界中的这种群体优势和互联网今天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吻合。用户创造内容是Web 2.0的重要特点，而这种内容，无论是特点，还是内容本身非常像动物群体间传播。当然，动物需要靠在一起才能传播消息，我们有互联网，坐在家里或者图书馆中就可以取得世界上最大的群体智慧数据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很多人每天通过协作等群体智慧，无偿义务分享自己的知识，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这本质上和动物世界通过分享信息来更好生存是一样的。

而信息的传播也是互联网的关键。这一点在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最为明显。Twitter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群体智慧的体现：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人们听上去像是在吵架，实际 上是在讨论问题。Twitter使用者更是明显，除去政治话题之外，分享得最多的消息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最好吃，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麻烦事，分享自己的 智慧和经验，以及使用他人智慧来解决一个可能会对广泛群体造成潜在影响的问题。更直接的例子是Twitter上曾经发出的一条消息，我暂时找不到来源了， 但大意是，当国保找某个社会人士的麻烦时，一条Twitter消息在十几分钟内就招来了十几个围观者，让试图抓住落单小鸟的国保叔叔都吃惊：“你们这究竟是什么群体啊！”

所以说这种在网上分享，传播信息的行为和人类，动物本能有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关系。很多类似于一九八四之类的反乌托邦作品中，老大哥之类的角色通常都在信息控制和性欲两个主题上做文章。《一九八四》是通过纵欲来反抗，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通过纵欲来使人忘却现实。两者的同时存在可不是什么巧合。

昨天是7月1日，芬兰法律正式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而在同一天，我们亲爱的党妈妈迎来了敏感词岁生日。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种生日，生物界的一个常识是，没有生物是长生不老的（事实上有，但那是在没有被吃掉的前提下），而党这种有生日却不想有忌日的动物，很显然和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有点像对着火星人说中文，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我期望的是，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回顾下党妈妈61年来的关怀，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社会现象，以及对互联网乃至整个政治社会的控制，而从中思考出些什么，那么离党妈妈的忌日也就更近了一步。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西兰有着相当强大的草根运动传统。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中，几次大事件几乎都是由公民不服从而引发的。原因很简单，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是无法产生出什么非常有话语权的名人的，因此，人民习惯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很多草根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甚至进了议会中的左翼政党，主要是工党，还有更左的绿党。但这些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议会之外，还会看到他们领军抗议浪潮的身影。反对者称他们为“专业抗议家”，就靠抗议吃饭；但他们却为此而自豪。

其中一个专业抗议来自绿党，每当有中国官员到访位于惠灵顿的议会大楼时，党魁总会举着一面雪山狮子旗站在门口“恭候”访客的到来。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固定项目，原来举旗帜的是Rod Donald，而在此人逝世之后，新任党魁Russel Norman把这个“传统”坚持了下去。因为议会安保的问题，只有议员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在有客来访期间靠近议会大楼（虽然如此，任何在议会内的抗议仍然需要议长批准）。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绿党每次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举着旗帜竖立在议会大楼外，而且还要常常面对成群的亲中欢迎队伍，那画面，苍凉悲壮感中，略微透出一丝傻气。

但不要误解我，不管我赞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公民，一个议员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应有的权利。就算他是傻瓜，他也有做傻瓜的权利。虽然每次中方都对这面雪山狮子旗有点看不过去，但也只是忽略掉他而已，每次抗议也非常和平。但今年不一样了。也许是国力增强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习储君今天下午到访新西兰议会时，祭出了我朝特产打伞功试图掩盖Russel Norman举的旗帜，失败之后还与之扭打，用雨伞敲击，抢走旗帜 —— 一个外国保镖在另一国的议会大楼内和议员扭打，还真是闻所未闻。也许保镖把这里也当成中国了？

当然，保护重要人物是保镖的工作，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不反对这点。但根据现场录像显示，Russel Norman没有和任何人有肢体上的激烈接触，非常听话的站在保镖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给保护对象造成什么类型的人身伤害 —— 除非储君对那面旗帜过敏。

印象中这应该是官方第一次在外国土地上使用打伞功，感谢国家，今天让新西兰人见识到了我们是如何在国内对待异议者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朝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伞兵是09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然后再运用到了类似于世博会等重要场合中。且不说几个人打着雨伞的大男人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是个非常幼稚，有喜剧感的画面，不管是谁发明的这种打伞功，这个人的心智也绝不会多么成熟。打伞能做到什么呢？该拍照该录像的新闻记者一个不少，还顺带向全世界介绍了我们有多么喜欢打伞，成为了国际笑话。

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打伞来维护的。今天在惠灵顿的恶劣行为如果能对国家形象做出什么贡献的话，那只会是负面的贡献。新西兰警方表示已经正在调查此事。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把那位打人的保镖赶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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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更新： 因为中国方面拒绝合作，因此警方已经宣布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任何人，但表示对此事的调查将会继续。习近平的代表团将于明天离境。

有句话说，如果只看新闻联播，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中，公仆日以继夜的为人民的福祉操劳着，而社会一派和谐，道不拾遗。可如果你整天看Twitter之类的社会媒体，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没救了，到处都是阴暗和邪恶，真理永远得不到伸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只能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你会选择谁？这个问题很真实，如果你来自国内，你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GFW已经替你做好选择了。不过还是假设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你会选谁？

说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最近接二连三的校园屠杀案，好像是被人为集中在一起发生的。其实不止是这一次，如果你注意一下中国社会的现象，不仅仅是犯罪，但我暂时想不出一个好的例子：（它们通常都是井喷式的突然爆发，而不是平均分布在一个时间段上。警方并没有类似的交代，不过媒体报道的作用至少看上去是提醒了更多找不到债主的人一个可能的发泄方式。在针对可能会诱发效仿者的新闻事件中，媒体应该用何种方式应对，新闻联播和Twitter给了我们两种不同的道路。

新闻联播式的审查背后是由一种“无知即力量”的逻辑引导的。当然，客观上，种种社会问题，包括新闻联播更需要审查“群体事件”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对于群体事件来说，消息的传播几乎是挡不住的。一个罪案通常只会涉及几个人，阻碍消息传播的努力还可以理解；可当一个城市的人都上街了，谁还觉得消息可以掩盖住，那就是幼稚了。

但为什么真理部还会这么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在其他地方诱发类似事件的发生。至于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效果，你我的眼睛都看到了，就不用多说了。

其实无论是屠童案还是群体事件，一个需要明确的常识是，它们的根源不是孩子在那里所以就有人要去杀他们。真正的根源在于，就像自杀问题一样，并不是媒体的报道让人感到抑郁才自杀；而是有那么一群人原来就想自杀，媒体只是提醒了这些人某种自杀的方式或者让他们效仿某个名人而已。在新西兰，媒体对自杀有关的新闻有着相当严格的自我审查，而新西兰今天是西方国家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同样的，一个要报复社会的人，是不会傻到不知如何报复社会的。如果新闻报道没有提醒他们校园里这个非常轻松的报复手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报复了。这个社会不缺乏弱势群体，一个简单的例子 —— 除了学生，砍敬老院里的老年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报复措施。很难想象当一个人都提着刀跑到路上了，还愁找不到谁砍么？新闻审查只是审查掉了一个可能的报复手段，却无法审查掉人们的报复动机。整个审查行为的唯一后果可能就只是让另一群人倒霉而已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后果了。

那么Twitter和类似的网络媒体呢？无论是事实还是谣言全部公之余众，人们自由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信息，和新闻联播比起来，这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世界。

编辑审查的缺乏代表着这样的环境中发出的消息是没有经过任何审查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有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些“消息”。但故事的后半截是，一个开放的传播网络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至少我的观察是如此，一条假消息的传播范围可能会非常之广，但广泛的传播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有能力去证实消息的真伪。

而最重要的差异则在于对消息尺度的控制，在新闻联播里，这是由某个敏感词控制的；但在网络媒体中，尺度的控制则完全交到了你，我每一个人的手中。你可以选择添油加醋，散布制作原子弹的方法，也可以选择做网上的CCAV。但很多事实的确是残酷又直接的，这个有点像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其实生活在matrix里，周围的一切其实都是假的，你能接受吗？自由选择的能力在这个前提下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让每一个选项都显得更加极端。因为人们更习惯于呆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正因如此，人们也更喜欢选择和自己观点类似的消息。要证明这点很简单，随便拉一个有完全翻墙能力却不愿意翻墙的中国大学生，他们告诉你的理由或多或少都会包括这一点。

其实这个选择题的本质是：“新闻的目的是什么？”朝廷媒体给出的答案是：好消息让生活更甜蜜，媒体作为一种工具，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而在此前提下，民众牺牲一些知情权可以说是合理的；而Twitter之类的网络媒体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事实，只有将事实处于阳光下，社会才能进步。你选择谁？这里提供一个参考。